【思想者小传】张振华复旦大学教授，复旦艺术教育中心教学、科研负责人；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上海蒙太奇进修学院院长，上海电影资料馆特约研究员。学术撰著有《文艺美学电影学论稿》、《隽思妙寓的智慧》、《第三丰碑》、《海派电影论》、《山岳文化的美学内涵与审美体验》、《当代中国和亚洲的电影文化嬗变》、《略论视觉艺术的心理机制》，主编《名家看电影》、《第五代导演丛书》等。

　　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近日热映以来，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褒者欢呼“这回没被导演忽悠”，盛赞影片气势恢宏，画面绚丽，情节紧凑，人物也血肉丰满；贬者则认定《黄金甲》过于奢华，是又一部哗众取宠的“物质主义大片”。我个人觉得，借助于曹禺名著《雷雨》的戏剧冲突框架，张艺谋导演在“讲故事”的层面上有所突破，加上演员们的精湛演绎和视觉美感的营造，所描绘的后宫悲剧确实给人印象很深。但该片仍存在缺乏思想的形式美学老毛病，其中如宫女相互束胸梳妆以及药熏王座等“民俗”展示，依然未脱低劣媚俗之气……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黄金甲》公映才四天，全国各地票房已近亿元；北美60家影院首个周末联映，也赢得了50万美元的进账，而且这些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寻思：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是否必须依凭武侠大片？商业电影与文艺电影该如何正确定位？大片的审美价值、缺陷和突破之途究竟何在？

　　中国电影需要理性转型

　　在全球对抗好莱坞的大背景下，古装功夫片的偶露峥嵘，只能视为一场花拳绣腿式的局部胜利。武侠大片不能成为中国电影的唯一标签，我们不应该一窝蜂地去刻意营造，而需要一种自然的、理性的转型。

　　从《红高粱》、《霸王别姬》开始，到近年来的《我们俩》、《三峡好人》，我国第五、第六代导演相继在“柏林”、“戛纳”、“威尼斯”及“东京”等世界A类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初步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声誉。这些煌煌业绩，意味着我们的文艺电影已经取得了世人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电影已开始在世界影坛树立起自己的艺术品牌。

　　然而电影毕竟是产业。金熊、金狮、金棕榈奖赢得的只是小众市场。在众多的辉煌之中，存在着一个难以掩盖的遗憾，那就是在冲击“奥斯卡”的道路上，中国的商业大片仍然在节节败退。进军奥斯卡是真正建树“中国印象”进军海外的一个重要台阶。中国电影要打入国际市场，“奥斯卡”不可否认地成为一枚重磅砝码：它的商业水准、产业化模式及赢利能力，无疑是世界各类电影节中最为成功的；它的票房影响和吸引眼球的能力也不能不让人信服。唯其如此，中国一些有见识、有才华的名导演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申奥”之路，而且拿出去的几乎都是武侠大片（或者带有浓烈功夫色彩的古装片）。他们认定“中国不能没有大片……这不是导演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而由于“现在的海外市场只接受（武侠）这种类型的中国大片”，为了抗衡好莱坞，他们只得固执地以高投入、大制作的中国功夫娱乐片，一次又一次地演绎奥斯卡“协奏曲”―――尽管他们也承认：“现在我们的大片类型太窄。”

　　这些言行有一定的合理性、前瞻性，却招致了不少“烧金”、“献媚”等诟病。我们知道，所谓“大片”，一般指表现恢宏题材与非凡奇观、渲染明星效应的大投资、高科技电影。作为后现代文化的衍生品，大片追求的是电影产业的高额利润回报，其审美价值的核心就是娱乐性，通常不要求个性化的艺术探索和精深的人文内涵。从《星球大战》、《第五元素》到《蝙蝠侠》、《指环王》、《哈利·波特》，国外大片多以魔幻般的视觉效果与亿元票房为制作目标，具有跨文化、跨地域等特性。据此看来，名导们以古装武侠大片而非低成本文艺片去博弈海外市场，其定位基本是正确的。

　　200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华人导演李安的大片《卧虎藏龙》一举摘得了包括“最佳外语片”等在内的四座小金人，填补了华语电影在奥斯卡奖项上的空白。沿着李安开创的足迹，中国的明星导演们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用武侠大片去冲击奥斯卡的“铩羽之路”―――2002年，张艺谋先携《英雄》出征，后又在洛杉矶布下《十面埋伏》，前者虽引起海内外市场一片喝彩，冲奥却二度皆败；不甘寂寞的陈凯歌不惜三千万元重金打造巨作《无极》，试图以东方武侠加西方魔幻的叙事征服好莱坞，却在“申奥”的路上哑然失火，无功而返；被誉为“平民喜剧之父”的导演冯小刚也用自己的戏剧神话新片《夜宴》举起了“申奥”的大旗，可是从目前的反响来看，“轰炸”接踵而至，《夜宴》俨然已经“四面楚歌”。也许让这些导演们感到心理平衡的是，已经上映的电影，在票房上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意味着大片的商业化运作还是成功的。

　　名导们所拍摄的“武侠大片”，包括《功夫》、《神话》、《七剑》、《墨功》等作品，在操作上都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电影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也基本上符合了“奥斯卡”的要求―――其一，从商业运作来讲，都是大导演、大投资、大宣传，明星阵容强大，甚至渐向“国际化”靠拢。其二，肯定文化差异，有一定的艺术新鲜感，且都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将东方的神秘元素展示得淋漓尽致。其三，抓住了民族的独特性：“武侠”是中国的一个独特概念，中国功夫是独有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增添了影片的吸引力。其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上述影片中，都很容易看到向外国观众“献媚”的痕迹，其实无非都是想要将中国文化置于一个西方人可以理解的语境之中去描绘和展现。

　　然而在全球对抗好莱坞的大背景下，古装功夫片的偶露峥嵘，只能视为一场花拳绣腿式的局部胜利。武侠大片不能成为中国电影的唯一标签，我们不应该一窝蜂地去刻意营造，而需要一种自然的、理性的转型。毫无疑问武侠片仍然可以作为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但它只是中国电影产业链中的一环，我们应该从电影的故事内容入手，不断扩大反映的类型与范围，将一个多元的、绚烂的中国展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如今，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模式已显露出某种趋同性危机，中国本土的一些“中片”、“小片”，如《三峡好人》、《天狗》、《可可西里》乃至《疯狂的石头》则精彩纷呈，同样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即使是大片，也可以开拓《霸王别姬》那样的现当代重大题材，不必拘泥于武打片一种模式。其实，限制中国电影冲奥所选取的影片类型，同否认武侠大片的存在价值一样，都是没有道理的。

　　中西文化差异与电影申奥之途

　　从比较文化的视角讲，互为他者，欣赏对方的艺术，往往有出乎意料的美感。

　　如果我们对中外电影里英雄史观与审美精神的文化差异加以审视，也许更能说明武侠大片生存的理由。

　　中华武侠文化源远流长，武打片里每每寓蕴着不畏强暴、崇尚智慧、宽容待人、心胸开阔、劫富济贫、助人为乐等丰富的人文内涵。西方也有不少反映惩恶扬善和扶贫济危主题、节奏明快流畅的优秀战争片、警匪片，这种类型的电影同样展现出主人公不甘受命运束缚、无私无畏、敢于同邪恶势力抗争的精神气质。然而由于文化背景与观念、信仰、传统不同，中外电影的叙事结构、美学模式不尽相同，片中英雄人物的行为、动机，更是存在着很大的歧异。在我看来，这些差异大抵有如下四点―――

　　第一，中国武侠大片里的英雄，大多恪守“忠”、“孝”、“仁”、“义”等准则，可以为了江湖义气或伦理情谊，不分青红皂白地拔刀相助、慷慨献身。如《黄金甲》里的杰王子明知无法与强悍、狡诈的父王匹敌，可为了拯救备受折磨的母后，硬是不顾“规矩”，热血冲动地造反起事。他们的刚烈反抗常常是在忍无可忍的被动情况下才爆发的，其叛逆性每每伴随着一定的依附性和动摇性。西方的电影英雄则有比较明确的善恶是非观念，往往敢于主动向邪恶势力挑战。即便是在欧洲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杀手身上也时时浮现出人性的某些良知。

　　第二，中国古代英雄的“匡时济世”，讲究集体行动，其义举多表现为成群结党形式。电影《七剑》、《神话》里的主人公周围，都簇拥着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师兄弟，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展现的多为英雄群像。而西方电影作品，从《虎胆龙威》、《勇敢的心》到《角斗士》、《蝙蝠侠》，遵循的却是个人奋斗原则，倡导单枪匹马式的“孤独的反抗”。这种文化差异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中国神话英雄，一切行为都从民族集团考虑，纵使“与颛顼争为帝”的共工，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炎帝与黄帝部落争夺黄河流域斗争的延续。而在希腊神话里，赫克托尔明明知道特洛亚将遭毁灭，但为了赢得英勇无畏的声誉，不顾肩上承担的民族利益，出城与敌手单独决斗。可以说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根基，早在希腊神话英雄身上已有所凸显。

　　第三，中国侠士、英雄多半具有为他人牺牲的崇高思想，把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奉为集团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神圣使命。《墨攻》里的墨者革离，原是“兼爱”、“非攻”的信徒。可当他认定扶助梁国抗击枭赵符合民族大义和集团利益时，他便不辞血腥杀戮，义无反顾地从容赴难。《双旗镇刀客》、《东邪西毒》等片中的英雄也是如此。西方电影里的英雄则十分珍惜生命价值，避免无谓死亡，如《真实的谎言》、《拯救大兵瑞恩》的主人公们都追求自然与人生的美，追求物质享受，热爱生命，与中国人的生死观可谓大相径庭。

　　第四，中国电影里的侠义英雄壮举，常追求确定的社会地位或公众认同。《黄金甲》中杰王子谋反既有母亲哀求的因素，也有推翻暴君取而代之的企望，性格鲜明，目的明确。西方英雄则往往独断独行，不求为他人所理解，有时还故意回避现代文明社会。如《巴顿将军》、《绝地战警》均以功成身退告终；至于美国大片《蜘蛛侠》里那个“科幻”英雄帕克，在用他无意中获得的超能力打击种种犯罪活动时，也始终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的真实身份。

　　中国与欧美电影作品对“英雄”理解上的歧异，主要源于各自的人文传统、民族文化和审美心理规范，涉及东、西方价值观、善恶观、生死观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如中国的儒家文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的基督文化却主张“己所欲，施于人”；中国古典美学偏重“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西方的美学则强调“寓多于一”之美；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认定生死有因果循环，西方文化则认为人死可上天堂下地狱，但不复有人生等等。从比较文化的视角讲，互为他者，欣赏对方的艺术，往往有出乎意料的美感。我们不也醉心于《勇敢的心》中的苏格兰风笛和富有欧洲特色的自然风景，不也沉缅于《蝙蝠侠》穿梭在摩天大楼、《金刚》搏击飞机的壮丽场景吗？这是一种相通的关系，一种所谓差异化的体验本能。美感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共性的一面，这是人类共同的审美体验，中国动作片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这种差异化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外国观众心目中更加增添了一份神秘感。可以说，这是中国武侠大片冲奥很“讨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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