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出生于山西临汾，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

　　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

　　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

　　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

　　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

　　提起柴静，很多人会想到央视的名牌栏目《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但更多的人想到的是《新闻调查》。作为一名记者兼主持人，节目当中她是冷静客观的，她有一颗炽热的扶持弱者的心灵。她的外表谈不上漂亮，但却有一种飘逸而明慧的气质。

　　第一次坐到演播室

　　上大学时就每天抱着收音机听电台的节目，从那时候起，柴静就对电台那端的主持人怀着好奇与渴望。第一次坐到话筒前，是在上大学时，她自己借用学校的播音室录了一盘带子，当时把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学、青春、梦想都录了下来，并且步行两个多小时送到电台希望能得到电台的认可。没想到当时主持人就决定让她把这盘带子做一期节目播放出来。“我第一次坐到真正的演播室，就觉得自己就属于这个地方，没有恐惧和紧张。”

　　19岁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的柴静学的是财会专业，当时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山西太原铁路局工作。但她毅然辞掉在别人看来既稳定又舒适的工作，带着户口和工作关系到湖南那家电台做节目。“当时争取到做电台主持人其实并不容易，在长沙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租房子住，听不懂方言，晚上刮大风，我就听新加坡电台林伟的《点一盏心灯》，他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这句话给我感触很深，就决定做电台午夜节目。”当时电台从10：30到12：00放花鼓戏，柴静就和电台的领导申请做这一档节目，甚至可以不要工资，而且可以把放花鼓戏的人员工资省下来。她创建了名为《夜色温柔》的晚间节目，一做就是三年，那时只想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梦想，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止她。她忍受着没有亲人和朋友身在异乡的孤独，柴静说那个时候也是她和自己的工作热恋的时候。“一个人为自己的工作神魂颠倒是多么幸福。”柴静说那个时候她主要是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什么都谈。其实那个时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排忧解难，毕竟她只有19岁，但是想用声音激发一个有想象力的世界，她只需要说“我在，我听到了，我懂”这样的字眼。“作为一个传媒人，应该珍惜陌生人给予自己的信任，当时感到很幸福。”

　　第一次做社会新闻

　　五月的长沙正是茉莉花开的时候，凌晨两三点男人们成箱成箱地喝着啤酒，女人们吃着东西。柴静经常能看到大街上享受着这种安逸生活的男人女人们。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种莫名的恐惧让她感到害怕。当时她已小有名气，22岁，她放弃了现有的一切来到北京广播学院，开始了她的学生生活，学的是电视编辑。“那个时候我也和你们一样，睡在蓝白相间的格子床单上，简单而有激情。”面对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上百名大学生，柴静如行云流水般的演讲语言一下子就增强了学生们的亲近感。在北广学习不到半年，她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她打电话过去时对方说已经招聘完了。“你们不是想要优秀的记者吗？这还有期限吗？”她的一句话，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对方让她第二天去试试。第二天她去应聘，负责招聘的人看看她说“你长得挺漂亮的，不愁没出路，回去吧”。就这样，她被打发回来。没过多久，《三联生活周刊》给她打电话他们要做一个封面周刊，问她做不做，柴静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下来。她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出两万多字的稿子，就在她放假准备回家时编辑打电话说让她把两万字改成两千字，她用了两个小时把稿子改完，跑到车站时离开车还有五分钟。

　　一次，她偶然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杂志，一幅巨照吸引了她。那是一个妓女和她男朋友的照片，是关于海南庙街风尘女阿V的，那是著名的摄影师赵铁林用八年的时间写了8万字来反映妓女生活的。看完后对她的触动很大，她当时就写了一篇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寄到了杂志社。没想到杂志社负责人打来电话说希望她能去他那里工作，并让她和赵铁林去做患孤独症儿童的新闻报道。这是柴静第一次做社会新闻。当时这些孩子的母亲们并不配合采访，戒备心很强。“采访弱者就要让他们同情你。”拍完照片的老赵扔给她这句话就走了。柴静跟着一个母亲领着孩子回到家，这位母亲根本不搭理她。她就跟着，一直到六七点钟，这位母亲开始吃饭，她只好到门外等着，透过门帘的缝隙柴静可以看到那位母亲一直看着她。后来孩子出来了，大概五六岁，在门口的台阶上她搀了一下孩子，跟孩子在院子里玩儿。母亲还是不理她，后来她牵着一条大狗出去了，走时跟她说了一句：“你明天来吧。”就这样，这位母亲终于接受了柴静的采访。

　　第一次做电视主持人

　　就在柴静做文字记者热火朝天的时候，湖南卫视邀请她做谈话节目《新青年》的主持人。“也许年轻，当时特别有勇气，从来没做过电视节目。大概是六年前，为了证明我们是文化先锋，做了一期关于上世纪70年代新锐诗歌的话题。请来号称用上半身写作的女诗人和用下半身写作的男诗人作嘉宾，当时我的手紧紧地攥着话筒，现在我妈还记得我当时的样子。”在湖南卫视做了一年多的文化类谈话节目后，柴静便走进了中央电视台。

　　第一次找到自我

　　刚去央视时，有同事说她不适合做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有两个特点：包打听，爱传播，从柴静文静柔弱的外表根本看不出作为新闻记者的特征。在央视的第一年，柴静在《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做主持人，柴静说那一年是她最焦虑和压力最大的一年，一直找不到感觉。

　　在《新闻调查》中柴静找到了自我，她去《新闻调查》的第一天，做的节目就是关于非典的报道。对这场前线经历，柴静说现在想起来还触目惊心。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须深入一线采访，才能揭示出事实的真相。当时人民医院的护士王晶感染了SARS，她的丈夫把她发过来的短信拿给柴静看，“春天花开了，我就回来了。”这是王晶被感染后发给丈夫的第一条短信。当王晶因感染SARS去世后，她的儿子大宝还不知道，在家里为妈妈叠了好多幸福星装在一个绿色的罐子里。那一刻，柴静说她真正意识到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她有责任记录下这一切，让全国人民记住这场灾难，记住为这场灾难所付出的代价。“非典让我知道什么是真相，获得最接近事实的东西就是让新闻当事人开口说话。”

　　“新闻记者不仅是我的一个职业身份，也是我生存的一种方式。”在《双城的创伤》中，有人说柴静提着高跟鞋追着那个孩子是作秀，柴静对此并没有过多的解释。《双城的创伤》是对一个叫双城镇的孩子自杀事件的调查(这个细节发生在柴静去寻找这一自杀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孩子，他先关上门，然后又迅速地跑上家旁边的陡峭高台，这时候，柴静拎起裤角，脱下高跟鞋，艰难地也跟着爬了上去，最终跟这个孩子说上话)。“其实我只是想用尽所有电视手段来穷尽对事实的调查，可大家认为是作秀”。柴静把做新闻当成了一种生存方式，也当成了一种责任，用手中的权利帮助那些需要帮助和扶持的人。(来源：太原晚报；史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