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演播室里面对政府高官、成功企业家，从来没有去过艰苦偏远地区的年轻女孩，能担当起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吗？

　　在做《社会能见度》这个节目的日子里，曾子墨的日程表常常是这样的：早上6点起床，赶清晨的第一班飞机，到目的地后马上投入采访，接下来的几天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节目完成。

　　去农村，刺骨的寒风让曾子墨冻得说不出话来，拍片子的时候整张脸都是僵硬的，脚也冻得生疼；去某个“癌症村”，当地的村民们因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而患上了癌症，可曾子墨还是喝了那里的水，接下来几天的采访都在肠胃不适中熬过……

　　就是这些从来没有品尝过的“苦”，就在那些从未踏足的穷乡僻壤，就是那些最底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带给这个曾漂洋过海留学、驻足华尔街的女孩前所未有的触动。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面临的困境和压力，让曾子墨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发声。她说，我更愿意别人把我当成记者，我愿意深入新闻第一线，表达自己的思考。

　　曾子墨再一次带给人惊喜。《社会能见度》中的她，不再是那个讲股票指数的漂亮女主持人，而成长为一位诚恳坐在“钉子户”、“世纪母亲”、服刑人员对面，倾力和他们交流，听他们讲述人生故事，并不断质疑，追寻真相的女记者。

　　“记者就是观众的眼睛，让观众看到真相，就是记者的责任。”——把真相告诉观众，记录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和事，在她看来，是种责任。

　　从演播室里光彩照人的女主播，到自告奋勇奔走于穷困偏远地区的一线记者，曾子墨的视野更为宽广，情怀更加质朴。

　　到偏远山区里采访，看村民的日子过得太苦，她就往外掏钱，身上有多少钱，就拿多少出来，1000元，2000元，有一次一下子就给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留了7000元；

　　在乡亲家吃饭，人家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肉，来招待她。但肉上苍蝇乱舞，乡亲们劝菜，她大口大口地嚼。她说那是情谊啊，拒绝不得；

　　到艾滋村采访，和采访对象艾滋病人李大姐告别时，她毫不避讳地和李大姐拥抱，深情地说：“大姐，下次我会再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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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惊讶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多么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层面构成的，看到他们我才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是泡在糖水里长大的。”

　　曾子墨甚至变得有些感伤：“现在我看一个北京街头的打工者，和刚从美国回来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而现在，我真的想了解他们的生活。”

　　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情境，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社会脉动，这种渴望，让她对新闻现场情有独钟，对事实真相的探寻更加执著坚定。

　　身在新闻现场，曾子墨觉得自己就像是观众的眼睛，发现最真实的东西，记录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的职责。“作为新闻人，我希望能通过自己拥有的一点话语权产生影响，哪怕最后的结果是你什么都做不了，但只要有这个平台，这个空间，我还是会去做，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如果说6年前加入凤凰卫视，为的只是三个字———新鲜感，那么对6年后既能对话商界精英、政界名流，也能深入边远山区、走进边缘话题的曾子墨来说，所有的努力都源自一份坚实的责任感。

　　把真相告诉观众，记录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和事，在她看来，是种责任。

　　曾子墨说，虽然敏感话题的采访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虽然《社会能见度》并不意味着每次都能对真相做到百分之百的透视，但如果能让观众看到百分之一，与看不到相比，就是一种进步。无论有多困难，都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社会能见度》这个名字。

　　“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小时候，曾子墨常常这样骄傲地介绍自己。而如今，她会微笑地对你说，“你好，我是子墨。”

　　一路走来，几度出人意料的转变，唯一不变的还是那份真实与自然。曾子墨说：“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主持人，只要你一出镜，大家都能看到你内心真实的自己。”

　　真实，也许就是曾子墨的“能见度”。

　　告别前，她告诉我们，她要把《墨迹》的稿费都捐出来，在青海建一所希望学校。她说，等学校建好了，欢迎我们去看看。她说，在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孩子们的笑一定比阳光还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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