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大学，康辉就经历了一段比较痛苦的语音纠正和训练。上完语音课，“都觉得自己不会说话了。”语音课要照着舌位图去说，康辉自认为从小普通话还行，可上学后发音好象全不对，其他的同学似乎很轻松就过关了，而自己要一点点去纠正。康辉说，“我都不想上了。但很多东西在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时候就突然改变过来了。似乎一夜之间就豁然开朗了。”到第一次专业考试时，康辉得了播音系的语音最高分。这件事情让康辉对自己有了自信。

　　大学一、二年级的康辉延续了中学的那种比较封闭的状态，似乎还是比较“蔫”。一直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偶尔有机会才能让自己“爆发一下”。现在康辉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大学一年级的一门选修课《莎士比亚剧作导读》，学期快要结束时，老师让我们自己在课后自由组合，每人准备一段莎士比亚剧作的对白。那时同学之间还不是很熟悉，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展示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大学都很有兴趣。

　　当时班里另一个女同学找到康辉，想和他朗诵《哈姆雷特》中的一段，哈姆雷特指责他的母亲背叛了父亲与叔父在一起。这段戏的情绪很激烈。康辉自己都想象不出来自己是否可以那么强烈地去表达这个角色。当时因为是第一次考试，大家都憋着股劲，特别认真地准备这段戏。

　　“我记得当时和这个同学到学校的核桃林去排练。当时天都黑了，我们演完都没有说话，沉默了十多秒钟。但感觉特别好，我们互相都觉得达到了我们认为最好的程度。这时，黑暗中传来鼓掌声。是我们的一个师兄。他正好路过，听见我们的对白，觉得很棒。然后还鼓励了我们几句。”

　　最后汇报的时候，康辉得了很高的分数。“那一次真是感觉自己这么深地进入到一个角色里去创造，人似乎真的化身为哈姆雷特，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调动了起来。我喜欢自我陶醉，这对你去体验一个东西很有帮助。真让我去演戏，可能我缺乏技巧，但我相信我会体会得很好。我从小喜欢电影直到现在，这是唯一一次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演员那样去体会如何创造角色，它让我有种满足感。”

　　“发声是个技巧，但真正在实际工作中，能帮助你的不是这个技巧而是更深的一些东西。”康辉认真地说。很多人对播音有误解，觉得播音没什么可学的，不就是念字的吗？普通话好一些的人都可以做这事。“做一个好的播音员必须要有很多的创造在里面。同样一段文字，一个好的播音员和一个差的播音员传达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很多的不同。放到一起一比较，很容易就能分出高下。”

　　对时下很多的观念康辉特别不能理解。很多人认为播音员地位低，而主持人的地位则是高不可攀的。播音员是念别人的稿子，是传声筒；主持人是自己说话，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很多的主持人，从事的工作和播音员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康辉委屈地说。“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仅仅是你给我一篇稿子，我把它念完就完了那么简单。我工作的８年当中，我觉得从编辑的意识或是对一个新闻工作事实的判断也好，这８年中我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播音员主要任务是去传达别人编辑、采写的东西。主持人是用更人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去表达一些想法。而现在有一些很有名气、很红的主持人，工作状态也无非是拿着编辑准备好的东西念一下而已。”“主持人和播音员这两个工作有交叉。但现在很多观念非要生硬地去分开它们。固执地认为主持人比播音员的位置高。这对工作没有任何的帮助。只能造成一些障碍。”说到这些，康辉情绪颇为激动。

　　康辉觉得自己“真正享受工作乐趣的时候很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大学时的“哈姆雷特”开始，觉得从事跟语言有关系的工作有乐趣。

　　工作后，在所有的直播节目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香港回归的那次。那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做解说。大家看不见他，但能听到他的声音。但刚开始，康辉并没有意识到工作有多么的重要。当时康辉到香港后的情绪并不是很好，觉得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并不是那么重要、情绪比较低落。康辉记得给女友打电话时还掩饰不住自己的低落情绪，觉得自己的工作对整个直播“无足轻重”。但当天晚上直播结束后的一刹那，康辉觉得前两天那种不好的情绪烟消云散了。“能参与进来就不错了，全世界的华人此刻听到的都是我的声音呀！”那一刻，康辉觉得这个工作带来的那种乐趣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还有一次康辉做了一个关于天象奇观的直播节目，彗星和日全食同时出现，是个千年可能才遇上的天象。那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各个地方设立不同播报点报告直播，北京设立一个总演播室，演播出来调度各个播报点。当时央视第一次以这种形式来做节目，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香港回归做一个预演，希望在技术上还是节目整体操作上预先演习一遍，如果成功，对香港回归是个促进。康辉是春节才得到的通知，距离直播两周左右的时间，当时他的压力是挺大的。但康辉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这个节目，而是来自自己的压力——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带两个嘉宾做节目，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节目：时间是长达两个小时的直播，内容是距离自己那么遥远的天文方面。康辉开始查资料，与嘉宾反复交流……

　　之后，康辉担任了一系列节目的直播工作：９８年三峡船闸开通仪式、９９年天安门５０周年大庆、９９年穿越天门山特技飞行、２０００年老山汉墓的考古发掘、２００１年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海ＡＰＥＣ会议等等。

　　１９９９年穿越天门山特技飞行表演中，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搞特技飞行的老同志，平时不太说话。但康辉事先和他沟通得很好，到了直播那天，那位嘉宾发挥特别棒，妙语连珠，非常乐意帮助康辉把节目做完。１０月在上海举行的ＡＰＫ会议，是康辉做的所有直播中最头疼的一次，３天之中做了７场，而且最没有什么规律、变化最多。幸亏和嘉宾交流得很好，最后大家都很满意地做完了节目。

　　每一次的直播节目康辉都能体会到工作的快乐，尤其是带着嘉宾一起做节目。康辉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最有体会的是在节目中如何与嘉宾接触、沟通，很多时候，我们变成了像朋友一样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的状态就不再是工作了，而成了你和他们之间的自然交流。这样的状态是一个特别舒服的状态，因为这时嘉宾会主动积极地向你介绍地所知道的东西，你不用太多地去调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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