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京?沈阳：亲历《华商报》的转型和腾飞

　　到了《华商报》，我着手组建记者部，招了好多记者，直接做了主任。直到现在，《华商报》好多干部都是我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当时一些记者最初连新闻是什么都不知道，几乎要我手把手地教。

　　在《华商报》，我精力充沛，喜欢干活，当时《华商报》一个星期出四个版，有三个版的内容是我自己采写的；我脾气不好，如果弄的东西不好我就爱骂人，别人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性格比较野，跟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交往比较多，甚至因为搞社会新闻跟公检法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哥们。实际上，我也觉得奇怪，我这些年脾气并没有变好，但是一路走来却一直没有缺过朋友。

　　当时《华商报》出了一点特别的状况，总编李涛也被停职了。此时的《华商报》群龙无首，大家人心比较浮动。我跟编辑部主任老搞不到一块去，矛盾激烈的时候，我曾当着副社长的面一脚把编辑部主任从总编室里踹出去了……在《华商报》内忧外患的当口，我被当时的社长李大灿安排来北京创办《华商报》北京记者站。我就这样来了北京，住在了北京安定门外的京宝花园，地坛西门的正对面。现在有时候路过那里，还是特别亲。

　　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但是，因为是属于被“流放”，我根本没有心思跟这个祖国的心脏、古老的文化中心亲近。我一到北京，就一头扎进了采访中，既然是《华商报》，那就多做经济的稿子。我因为几个同学在北京，就通过他们介绍，接触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当时好像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从陕西出来的，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军扩、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人民大学的李义平、当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魏杰等等，我打听到地址电话，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从安定门骑自行车到北大，我一路不带喘口气。认真采访，然后回来就熬夜写稿子，都是“大篇幅”。还有就是请这些教授们的一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到记者站开研讨会。我把《华商报》北京记者站简直办成了一个财经俱乐部了。

　　现在想想，实际上那时我就跟那些经济学家在一起聊西部大开发的话题，比中央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都早；也聊企业上市等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记得当时与宋国青在北大三角地的食堂，一边喝啤酒一边聊“游资问题”，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当时我实际上不懂经济，但经济学家懂。有一次采访香港来的一个人，他讲买壳上市，我就写买壳上市，回去以后《华商报》头版发了，甚至惊动了证监会的人打电话给华商报，要求报材料过去。

　　本来北京搞记者站，是作为华商集团在北京的公关办事处，也没指望写稿子。我写了稿子，社长兼华圣集团的董事长李大灿就让我把文章直接传给他的秘书，结果我每周几乎都会把他的传真纸都用光了。

　　当时我一个外交部工作的同学跟我说互联网好，我就弄了一台电脑，学习上网。DOS状态下进入NETSCAPE系统。当时的互联网上中文材料不多，有很多英文的财经类的信息。我恰好本科学的是英文。所以，除了那些采写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我还不断地给《华商报》发互联网上的经济信息。结果《华商报》几乎成了北京版了，从头到尾都是北京站传过去的消息。

　　我来北京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社长的电话。那时社长要到长春办事，在北京转机，他让我去飞机场见他，说有几句话要跟我说。我跟社长在机场的停车场里见面了，我们坐在车里，他跟我说：“张弓惊，你这几个月干得好！《三秦都市报》有一个人叫张富汉，我想请他到咱们报社来。他现在要去成都见席文举，我明天也过去。你今天先去成都，跟张富汉见见，聊一聊。”我问：“我要不要先回西安？”他说：“你不要回西安，直接去成都吧!”我没来得及回去北京的住所，直接坐上飞机到了成都，见了张富汉和席文举。

　　那次的成都之行改变了《华商报》的命运。我们参观了《华西都市报》，也和张聊得很投机，我对他的想法也比较认同。张之所以请李大灿社长到成都，是因为他就想让大灿知道，我们《华商报》要做就做成《华西都市报》那样的报纸。第二天，社长到了。也就是那次成都之行，让李大灿终于下定决心，让张富汉到《华商报》任总编辑，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全面主持工作。《华商报》的腾飞也就从这次成都之行开始。

　　而我，就这样直接从成都回到西安。直到《华商报》在张富汉的领导下改版后半年，我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取行李。结果，我的行李早就被丢的不知去向了。我存在安定门地铁站的自行车，也找不见了……

　　在《华商报》报系里，我的最高职位是总编助理。记得那次在成都的时候，我偶然给张富汉讲互联网，《华西都市报》正好也有互联网。张就对我说：“互联网这么好，回去咱们也搞！”结果，一回西安，张让我做了新闻信息中心主任。

　　那时的《华商报》除了记者采访的新闻，其他新闻就都在我这儿出。一期八个版，有五个版是从我们部门出来的。这确实能锻炼人，现在《华商报》的很多干部都是出于我的部门。我这人比较喜欢揽事，一揽揽一堆，然后张富汉就把它一个个剥开。

　　张富汉说我的能量比较大，因为我干啥就一门心思想干好；不懂就学，就琢磨。我甚至当了一阵子《华商报》技术部的主任。现在《华商报》的域名还是我当时申请的，包括《华商报》早期那套基于互联网的发行软件都是在我的主持下做成的。当时《华商报》的发行系统各个站就能联网，底下订一份报纸总部即时就能看见。后来沈阳和长春那个系统也都是我做的。

　　后来我们部门分出来成为五六个部门：国内部、国际部、技术部、特稿部，还有法律协调小组，其他部门收不进去的，全放我这儿了。

　　实际上，进入报业，我最感激的人就是张富汉。应该说，是张富汉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报纸。而且，越到现在我越明白，《华商报》的成功不仅是作为报业在技术上的成功，更多的是作为企业运作上的成功；说到底，实际上也是张富汉做人的成功。有很多的报纸，在报纸的新闻运作、发行运作、广告运作上都比较优秀甚至比《华商报》更优秀，但是都没有达到《华商报》现在一样的成功，我认为就是因为在企业运作上不如《华商报》的缘故。

　　所以如果我的一生能够在这个行业有什么成就的话，首先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张富汉。他不仅领我进入了真正的市场化报业的门，更让我知道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应该怎么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市场和行政的环境；作为一个想做点事情的人，应该怎样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各种艰难和荣誉。

　　就在大家都干得不错的时候，《华商报》又出了一件事情，一篇报道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正好出在我们部门。

　　实际上那个稿子根本不是我发的，正好周末我休假，回老家去了。记者是我派出去采访的，但是发稿子却基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第一次的事情，比如接受有关机构的讯问、在笔录上面按指印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查，调查我的短暂的人生历史，调查我与个别敏感的历史事件和组织有没有关系等等……那时候我觉得恐怖极了，但是跟家里人也不敢说，怕父母担心，怕爱人上火，那时候小孩刚一岁，我就一个人忍受这种痛苦。

　　处理的结果就是：大年初一，老张给我打电话说：“张弓惊，是这样，咱们在沈阳要办一张报纸，你去沈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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