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到了沈阳的《华商晨报》去了。老婆孩子在西安，我孤身一人过去，一去就是一年。当时我做总编辑助理，主管采访；抓采编当然也不松劲。天天比照几家竞争对手的报纸。他这个头条，我这个头条，我一定要比他强。搞“有奖新闻热线”，并天天把昨天谁提供线索并奖了多少钱的表格在头版登载。结果，有些事件，现场我们比警察都去得早；因为群众看到突发事件，往往先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打110，因为我们有奖励嘛。

　　然后就是搞活动，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纪念，图书馆搞展览，征集纪念品。甚至主办电影首映式；张艺谋的电影《幸福时光》首映式就是《华商晨报》主办的。中央电视台曾经都专门报道我们主办的一些活动。

　　还有，我和发行部主任杨凡青关系好，我也很爱钻研，爱揽事，就开始掺和发行的事情。策划召开发行大会，亲笔给发行部主任起草极富煽动性的发言稿，洋洋一万言，一个通宵写完，会场上杨凡青念起来简直像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开发行大会发奖，最多的时候五千人卖报人员开会，大会上奖摩托车，发行状元奖一万块钱，当时得奖的人领到大奖激动得都哭了……“黄马甲”一下子在沈阳搞成了一场“黄色风暴”，刚创刊4个月，期发行量已经40万左右了。

　　广州?深圳?昆明?北京?内蒙古：开始从投资商角度进入

　　沈阳这边搞得比较火之后，有朋友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长的黎元江。他正要创办一份新的都市报《信息时报》。当时是12月了，沈阳是零下二十几度，到了广州是零上二十几度，下飞机以后我简直像是外星人，那一次还中暑了。

　　当时黎元江就跟我谈，请我过去，给的条件也不错，给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的房，老婆孩子的关系也都给解决。但我没直接答应，我说我得回去跟我们老板商量，我总觉得该给张富汉一个交待。

　　我回去把《广州日报》的事情跟张总说了，他说：“广州那边肯定是个好地方，而且条件又这么高，《华商报》肯定达不到；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如果有问题你随时可以回来。”

　　这样我就去广州了，爱人从学校也辞了职，带着小孩一起过去了。举家搬迁。我爱人心也比较细，弄了两个集装箱，连我们家花盆也用集装箱装走了，所有碗筷，一草一木，全部搬过去了。

　　黎元江号称要拿一个亿来做报纸。我们搞了一个全国巡回招聘，声势搞得比较大。但是没想到，三四个月之内，黎元江就被双规了。于是，我被通知回《广州日报》上班；我不愿意去，就在家里待业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辞职以后，有人在互联网上骂我“报业混蛋”。有次在北京碰见《华商报》第一任总编辑李涛，他给我总结说：张弓惊，你小子，做事情太猛了。那时候年轻，急于建功立业，想用成绩向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回报，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做事唯恐力度不够，难免照顾不到左邻右舍。我认为李涛总结的有道理。

　　当时实际上可以回《华商报》，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凤凰卫视，做其所属的《凤凰周刊》。就这样打道回府到西安《华商报》上班，这不是我的性格。当时《凤凰周刊》在深圳上班，我就住在深圳，跟现在《凤凰周刊》的主编师永刚住同一宿舍。在那边事不多，一周就上两三天班，每个周五回广州，周一才过去，工资还给得挺高。我这人耐不得闲，就觉得总想干点活……在那待了三四个月以后觉得这样下去也没意思，又离开凤凰了。

　　后来又到了好几个地方，有做起来的，也有没做起来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进入报社的角度不止是总编辑或者社长，而已经开始从投资商角度了。

　　因为熟人介绍，我认识了《公益时报》的社长刘京，并进入了《公益时报》做总编辑。家这时候还在广州的丽江花园，我孤身一人前往北京。就住在三里屯南边白家庄路《公益时报》的办公楼里，风风火火地干。现在这张报纸主办“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公益事业圈内小有名气。现在它的LOGO还保留我当时的设计呢。可是由于我当时对公益实在不熟悉，一年左右，就离开《公益时报》。刘社长非常重感情，我离开的时候，召开欢送会，一起吃饭。他虽然为人低调，但的确是个大格局的人，现在各项事业发展都非常不错。

　　离开《公益时报》后，我去了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做报业投资小组组长。后来这家公司改名为中信文化体育产业集团。这个时候，我开始正式像一个投资商一样看待传媒投资。当时公司总体框架设计非常大，老板一下子想做十几个报纸杂志项目。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能够做起来。

　　后来又到了云南《生活新报》，这个老板是房地产商，他叫我过去做他所有的一家股份公司的常务副总裁，主管两家报纸，一家是福州的《东南快报》，一家就是昆明的《生活新报》。我觉得在上边做主管太空洞没有意思，就兼做《生活新报》的执行社长。

　　在《生活新报》，一手抓内容，一手抓发行；最后主抓广告。当时我全家其实已经定居北京了；一个人在昆明。白天开会，抓发行到各个发行站转；晚上，在宿舍支了个传真机，还天天看头版大样。一天上班时间平均18个小时。当时发行推出“订一份报纸送一个小电视”活动，就是那种很小的黑白电视，非常受欢迎。由广东的小工厂生产，一个厂子生产不及，好几个厂子给我加工，每个电视上都有我们的商标，上面打的“生活新报”字样。几个月的时间，《生活新报》一下子火了。

　　手里有钱了以后，我给报社改善了一下硬件，把报社从昆明有名的“红灯区”（酒吧、歌厅扎堆的地方）搬到一个春城路上比较高档的一个办公楼去，全部实现网络化办公。

　　但是，我辛辛苦苦装修出来的新办公室，没有坐多久，我就因故离职了。老板当时让我先回厦门休整一段时间，可是我还是直接回北京了。《生活新报》的事业发展此时正如日中天，我就义无反顾地走了。

　　对于这次离职，我也不埋怨谁。我的解释是：李嘉诚讲过，不要和企业谈恋爱。我更加职业化了。记得我大学刚毕业在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的时候，一个创意正做的起劲，客户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个创意了，我会说：没关系，你先让我做完。这个时候我已经不会再这样傻了。

　　回到北京后，多少有点心灰意冷，就希望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在昆明确实忙坏了。而且，在报业一头扎进去，这么多年了，也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了。实际上说，说是休息，也没有多长时间，闲不住。然后就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在职研究生。新闻与传播学院崔保国教授对我特别好，和崔老师一起创办紫光传媒公司，我做投资委员会副主任。还参与了他主编的2005、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报告的撰写，后来这两本书都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继续做投资。和在中信文化做传媒投资的时候认识的一些投资伙伴一起，搞一些传媒项目的投资。和中石化合资做《车友报?星期5》，当时刚从《北京娱乐信报》退下来的崔恩卿做总经理，我做董事兼副总经理。《内蒙古晨报》和太阳晨光传媒公司，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在内蒙古，老百姓本来是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认为只有开个小生意或者当领导才需要看报纸，普通百姓人家订报纸简直是败家子的行为。我们在内蒙古做了“马上送”社区服务连锁机构，刚开始先招人，拉人头，你这个发行站站长只要你多招人我就奖励你，20个发行站一个站就一两百人，一下子好多人开始订报纸；而且，对老百姓，订一年《内蒙古晨报》送大米和食用油。《内蒙古晨报》一下又火起来了，当地人也开始有了在家里看报纸的习惯。这件事情还被《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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