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举行的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上，柳斌杰署长指出，三年内基本完成体制改革，打破地域、行业限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格局。怎样才能落实总署的要求，顺利完成改革的目标呢？

　　作为30年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常务副秘书长潘国彦日前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畅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改革理应百花齐放，择善而从，什么模式管用就采用什么模式。”

　　让中下游出版社尽快赶上来

　　《中国新闻出版报》：最近业内某媒体刊登了您撰写的《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十大愿景》一文，该文对如何进一步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思路，在行业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想知道，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的？

　　潘国彦：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从1982年起步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不容否认；但也应当看到，与其他一些行业相比，我们存在着步伐较慢的问题。现在，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根据我的观察，在全国的500多家出版社中，成功实行了改制的大概在100家左右，其他出版社是一个什么状况呢，100多家出版社因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或者专业面比较窄的原因，生存比较艰难，还有300多家出版社处于中游状态。

　　如何使好的出版社继续发挥行业领头羊的作用，如何让处在中下游位置的出版社尽快赶上来，是我们面对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良方，这张方子需要由党和国家主管部门来开，现在我把自己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写出来，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为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出台起到药引子的作用。

　　八大成就见证改革30年

　　《中国新闻出版报》：作为我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您认为过去30年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潘国彦：最重要的一条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发行体制的正确道路。而具体的改革成果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八项。

　　一是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宣传主流思想更加自觉。

　　二是出版迅速壮大，1979年全国共有146家出版社，杂志只有1470家，到了2006年出版社达到573家，杂志9468种。电子出版物从无到有，2006年达到4万多种。

　　三是印刷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光与电代替了铅与火。1979年全国书刊印刷总值仅为7.98亿元；2006年则达到780.42亿元，几乎增长了100倍。

　　四是发行网点更加普及，1978年全国仅有发行网点86.109处，现在有13.4万处。在改革开放前，全国5000平方米的书店只有1家，现在有了140家，其中3万～5万平方米的大卖场有26家。

　　五是出版品种增长很快，内容更加丰富多彩。1979年全国出书仅17212种，2006年达到233971种。

　　六是出版“走出去”成绩显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与台湾地区出版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增强了两岸书业者的了解与友谊。

　　七是出版法规日益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出版法规体系。依法管理的力度不断加强。

　　八是一批具有改革、创新思想，业务精湛的干部正在茁壮成长，出现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领军人物，成为改革的排头兵。

　　出版发行资源重新配置

　　《中国新闻出版报》：目前我国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存在哪些热点和难点问题？

　　潘国彦：根据我的观察，目前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主要难点和热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塑造新的市场主体，是出版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当前改革攻坚的目标。强强联合当然是方向，但少数专业性太强的小社大都是“穷棒子社”，这些出版社的转制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成功的经验。

　　其次，老少边穷地区的发行企业，在改革中如何做大做强，他们如何融合进大的发行集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书刊的能见度不高。现在每年出书23万种，其中新书约有13万种，但是真正能与读者见面的品种并不多。市场上仍然存在抓大放小的问题，社店争抢热门书的问题比较突出，双方如何实现共赢，需要研究出最佳的模式。

　　《中国新闻出版报》：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潘国彦：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目前有各种模式，但最有代表性的不过是两种，借用物理上的术语来形容，就是一种是串联、一种是并联。所谓串联就是由强势的领军单位带动一批相关的出版单位，共同策划选题，分工出版图书。所谓并联，就是由一批实力相当的出版社组成松散的联盟，比如社科联、美联体，将来可以过度到更加紧密的方式。对于那些经营困难，特色不鲜明的出版社，可以采取更为松散的联合形式，对外是统一的联合体，只是在融资和人员使用上实行统一的调配。

　　我觉得在改革中应该坚决突破地域限制，可以试行对欠发达地区的代理制，打破欠发达地区“小而全”的体制。大型出版、发行集团可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欠发达地区，对当地的出版、发行资源重新优化配置，采取类似目前工业布局上采用的“有的出资源、有的出技术”的办法，在选题策划和稿源发掘上以原生地为主，在后期营销上以发达地区为主。

　　要建立有效的图书营销机制。书业是一种意识形态企业，其业绩的考核标准除了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外，还应该着重考核品种的能见度。书店应该按照店型的大小研究确定最低配货品种，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不同地区应该有差别化的经营，改变“千店一面”的业态。

　　面临千载难逢发展时期

　　《中国新闻出版报》：过去30年，我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具有哪些特点？出版发行行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潘国彦：我国的出版发行改革至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这是出版业的灵魂，也是改革中不可动摇的目标，业内人士对出版发行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特殊行业的认识更加自觉。二是认识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增强出版生产力，把出版业做强做大，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产业。三是不断提高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出书是为了人民，但出版物必须通过市场才能产生影响力，这个认识在行业内得到不断深化。

　　出版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志性产业。观察中国的历史，凡是国运昌盛的时代，都是出版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版界有义务用自己的工作来记录这个伟大时代、来反映人民创造的伟大成果，来体现党领导下新时期各条战线的伟大成就。相比于这个要求，应当承认，我们出版发行界还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高要求，从另一个角度讲，差距就是机遇，差距就是潜力，只要能够通过改革把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出版界一定能够生产出更多优秀的精神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新闻出版业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