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一位男青年竟然动手掴了他一个耳光。阎崇年被打事件，迅速成为媒体舆论焦点。据报道，打人者已被拘留15天。

　　对网上盛传的“阎崇年语录”，阎崇年教授今天上午接受本报采访时，为本报提供了一位超级“粉丝”的笔记摘录。他说，这位读者不辞辛苦，查阅了自己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清史读物。用公开亮明观点的文字，把其中涉及“语录”的内容摘录下来，一目了然地回应了网上所炮制的“阎崇年语录”。阎崇年明确表示，这些所谓的“语录”、诗词、博客等等，根本是捏造的。

　　一、关于剃发易服

　　网上语录：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书中论述：

　　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10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顺治朝的18年：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46页

　　第四，推行“六大弊政”。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强迫推行剃发、圈地、占房、杀儒、投充、逋逃六大弊政。清军入关后继续在京畿地区圈占大量田地，给民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下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后金利用“自髡降奴”的通判黄衣，剃去头发，穿红蟒衣，骑着骡子，沿街游说。黄衣得到后金重用，后被派到广宁游说劝降。辽东巡抚薛国用发现黄衣，将其捉拿，当众枭首。努尔哈赤对汉人剃发易服的错误政策，后来被多尔衮移植到关内，强迫推行，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谣，造成一场大悲剧。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第110页

　　其(按：指多尔衮)过——我概括为六过：“六大弊政”，即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中原经济，挫伤汉人情感，带来严重后果。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多尔衮违背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杀人过多，是其重大错误。200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89页

　　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着反抗民族压迫的旗帜对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时，再到吴三桂反叛，满汉之间，文化差异，异常凸显，冲突不断。满族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实行错误的镇压和屠杀政策，流传到现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暴政和由此引发的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多尔衮摄政以来，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

　　——《康熙大帝》，第8页

　　二、关于文字狱

　　网上语录：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书中论述：

　　文字之狱，古已有之。每个朝代，各有不同。清代文字狱的一个特点是，除君主这个敏感点之外，又多了一个民族的敏感点。于是，辛亥鼎革，狂飙飞舞，这个敏感的民族情结，一直影响到今天。

　　——《康熙大帝》，第203页

　　康熙朝的文字狱，给后人一些什么思考呢?

　　第一，事后进行反思。清朝入关后第一代君主顺治帝，初年因皇叔多尔衮摄政，同时又正值平息国内反清势力，根本无暇也无法关注到知识分子的文字问题。康熙帝继位后，中原地区，形势稳定。四大臣辅政，政策有变化。“明史狱”发生，是一个标志。康熙帝亲政后，以崇儒重道为国策，以文化作手段，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对于一些怀有民族思想的遗老遗臣，基本上采取怀柔手段——亲自祭拜孔子，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取士，修纂《明史》等，以笼络汉族名士、化解反清情绪。重视学校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视士人为社会中坚，从而使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与其合作，入仕于清朝。

　　戴名世案的处理，与“明史”狱相比，既有不同——轻重大不相同;也有相同——文字兴狱相同。戴名世案处理后，雍正帝尚在潜邸，他阅《滇黔纪闻》和《南山集》二书及案卷后，看到书中有尊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的字句，认为：“虽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实无悖逆之语，当时刑部复旨，亦未谓此外更有违碍之词，故亦以为冤。”雍亲王即位后，雍正元年(1623年)特诏：凡此案牵连隶旗籍者，尽得释归。但方登峄未蒙赦，便与子方世济先后郁死于卜魁流放地。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修成。后乾隆帝下令改修《明史》，特谕：“甲申以后存福王年号，丙戌以后存唐王年号，戊子以后存桂王年号。”由此看来，《南山集》是清朝一大冤案。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既有相同的一面——进行思想与文字钳制，以维护皇权统一;又有不同的一面——康熙朝的文字狱案都是因干犯正统意识或是影响到皇权稳固而兴起的，与乾隆朝因只言片语或琐碎细故而小题大做有很大不同。

　　第二，历史纵横比较。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康熙朝文字狱进行思考。

　　先从纵向看。康熙朝发生两起较大的文字狱。前一起“明史”案发生在康熙帝亲政之前，他时年才十岁，由四大臣辅政，对文人思想异端的镇压是残酷的，但康熙帝不负直接的政治责任;后一起《南山集》案是在康熙帝亲政后、且在六十大寿之年，在处理上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理性色彩。

　　其情感因素，主要表现在天子皇权独尊，满洲特权独享。比如，此案牵扯到方孝标，方孝标因做过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故称方学士。此前有一个案子：吴三桂叛乱时方学诗受伪职，三桂失败后，伪官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此案刑部疏奏据《南山集》原文，称方孝标为方学士，北方“士”与“诗”同音，满文又同为一字，康熙帝览阅满文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邪?欲将方学士(方孝标)从重处理。

　　其理性色彩，康熙帝亲自处理的《南山集》案，和四辅政大臣处理的“明史”案相比，略为理性，略为慎刑，体现了康熙帝为政以宽、为刑以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漫长的处理过程，最后还是理胜于情、法胜于理，仅处死戴名世与方孝标(已死剉尸)两个人。这样一来，“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末年的这件文字狱，比起初年的庄氏史案，实在“格外开恩”，处罚很轻了。康熙帝不想得罪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借以表现他个人的威中有恩。

　　第三，学界存在分歧。清史界对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有三种意见。

　　其一，批判观点。认为康熙朝文字狱开了清朝镇压知识分子的恶劣先例，后来演变为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其实庄廷、戴名世二人著作中，并没有什么严重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是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倾向明朝的视角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予同情。

　　其二，维护观点。认为康熙帝对方孝标、戴名世的打击、处理是正确的、必要的。一个政权存在了七十年，仍然不承认其合法性是不能允许的。无论是满族祖先的谥号、庙号、年号，都得被尊重、被承认，戴名世犯了这些忌讳，当然应该受到处罚。

　　其三，执中观点。认为康熙帝对《南山集》案的处理，有醇有疵，体现了康熙帝的整体形象。康熙帝一生中的一大失误，以文字罪人并予以严厉处理的文字狱案，仅此一起，同后来雍正、乾隆两帝滥兴文字狱比较起来，并不可等同看待。

　　总之，康熙帝尊崇儒家文化的政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其积极方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凝聚，因为大家都修身齐家，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弘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消极方面，为维护清帝自身皇权与满洲贵族特权，又对汉族知识分子加以防范、打压，抹煞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光华，消磨了汉族的民族自尊精神，钳制思想，限制舆论，日后恶果，值得深思。

　　——《康熙大帝》，第210—212页

　　第三，中华文化传承。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百起。康熙朝主要有《南山集》案一起。这是应当批评的。——《康熙大帝》，第279—280页

　　三、关于汉服(书中没有评价过这个问题，只有一处提及过汉服)

　　网上语录：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

　　●书中论述：

　　乾隆《大阅图》第四种传说，晚清文人天嘏在《清代外史》中，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看自己是否像汉人。乾隆的确在宫中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如果仅根据他穿的衣服而确定乾隆的出身，其结论肯定是荒唐的。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20页

　　——《清宫疑案正解》，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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