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陈虻的遗体旁，扶着他的肩，盯着他的脸，感觉他咧嘴笑了一下，又感觉他胸口喘了一下。我想和身边的李伦核实一下，忽然想起，五分钟前太平间的两位工人当着我们的面，熟练地为他套上西裤，系好西装上衣的扣子，又忽然想起，二十分钟前我冲进急救室冲他大喊：兄弟，你挺住！吸几口氧气就好了！他看着我，没有表情，没有眼神。

　　我们看见，那条显示他年轻心脏活力的曲线慢慢直了。

　　你相信吗？这个好人走了。

　　这一晚，很多人无法入睡，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公认的一个好人走了，他们好得不分彼此，却不一定知道他只有47岁。

　　好人陈虻是学理工科的，阴差阳错干上了电视，大多数人知道他，是从《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始的，在他接手之前，《生活空间》是《东方时空》的一个软肋。他让高深莫测的纪录片成了一个日播节目，每天看到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的故事，外行看上去很热闹也很亲切，内行也不一定明白那些平头百姓为什么在镜头前那样松弛，仿佛摄像机不存在一样。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

　　陈虻不装，说话随和也随意，但做节目较真儿，他对节目的要求远比领导和观众对节目的要求更苛刻。我们同在新闻评论部时，你总觉得这个表面随和的人暗地里用节目和你较劲，如果你喜欢这样一个对手，你就不敢松懈。

　　后来，他做了我的领导，开始审我的片子，严是真严，但准许你争辩，他说让改的地方，我去和他商榷，有时候也就算了。我说，领导审片，是不是政策上把把关就行了，艺术创作上怎么能没点个性呢?他好商量，是因为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

　　2002年，我在云南住院，他代表台里去看我，哄着我高兴，从此，我的病落在了他的心里。

　　他最爱说：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他去世前三天还对我说：哥们，你保重啊！

　　我挺好的，可我的领导没了，我的同事没了，我最好的兄弟没了，说没就没了。

　　陈虻识货，我精耕细作我的《电影传奇》，别人也会顺势夸两句好，可他说：兄弟，这是作品，这是一年只能做十集的，你把他做成了周播节目，了不起！我爱听这样的评价，我和我们年轻的编导说，你们干的是作品，别拿着当个活儿干，别想着编一集挣几千块钱，咱们要对艺术负责，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我学会了，懂了，也认了，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情，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点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男人尤其应该注意。

　　已经两夜了，我睡不着。我忽然觉得一个人死了，可能只是一个说法，可能他换了个活法，陈虻一定还在我们旁边，我们看不见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笑声和说话声，他不用吃饭，只是悄悄地盯着我们，看我们做人与做事，你做错了，他也不会怪你，他等着你良心发现和忏悔，那样你会收获更大。

　　不写了，妙笔怎样生花，我的兄弟也不会回来，一个好人的确是走了。一个好人走了，这世界就少了一个好人，一个好人走了，这世界就空出一个好人的位置，我们争着去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