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社会发展为现代传媒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农民对现代传媒的接触与使用对其社会交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就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分析媒介发展与农民社会交往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鄂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为了比较准确、全面地了解农村的媒介使用现状，研究者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分别选取位于城乡结合部、生活水平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的A类村庄，远离县城但靠近区乡集镇的B类村庄，地域偏远、交通不发达的C类村庄各1个。在2004年5月至2007年10月期间，笔者先后四次对三类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发放调查问卷1050份，其中有效问卷1046份。根据调查数据，可将农村媒介使用与接触情况的特点大致归纳如下：

　　⒈媒介拥有状况

　　A类村庄平均每户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并全部接入有线电视网，21.8%的家庭拥有2台电视机。6.5%的家庭坚持每天购买当地的报纸，如《楚天都市报》。B类村庄家庭中电视机拥有率达91.7%，其中86.5%的家庭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C类村庄家庭中电视机拥有率达71.2%，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家庭占35.5%。

　　⒉媒介消费行为

　　从村民每天用于闲暇时间活动的时间量看，“看电视”居于第一位，电视是农村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体，其次是“串门聊天”，再次是“打牌”。可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媒介行为正越来越多地替代人际交往。

　　⒊媒介接触频度

　　在各种媒介消费活动中，时间分配不是平均的，无论哪一类型的村庄，看电视的时间与参与人数都是最多，而广播则退居最后。在B、C类村庄，报纸主要是村干部阅读，目的在于“了解国家政策，方便做群众工作”。仅每日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间量，A类村庄在平时达135.4分钟，农忙达91.8分钟；B类村庄在平时达100.1分钟，农忙达72.7分钟；C类村庄在平时达78.3分钟，农忙达40.2分钟。

　　⒋媒介内容偏好与依赖情况

　　就媒介内容选择而言，主要是收看“电视剧”，均表现出偏重电视娱乐的取向。在电视节目的选择方面，按喜爱程度排在前三位的是“电视剧、新闻、综艺节目”。但A、B两类村庄中有45.2%的村民把“收看新闻”放在第二位。A类村庄有10.4%的村民看报纸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掌握政策”。

　　为了了解农民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如果家中没有了电视，您会觉得习惯吗？”，调查显示：A类村庄中有11.7%的村民选择“习惯”，3.5%的“无所谓”，85%的“不习惯”；B类村庄中有10%的村民“习惯”，3.6%的“无所谓”，86.4%的“不习惯”；C类村庄中有35%的村民“习惯”，42.7%的“无所谓”，22.3%的“不习惯”。媒介使用时间较长的农村居民对电视等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

　　从获取信息的渠道看，A类村庄的农民获取相关信息主要是通过电视，其次是“与他人闲聊时知道”；B类村庄的农民获取信息主要是通过电视，其次是“村干部传达”；C类村庄的农民知晓信息首先是“村干部传达”，其次是“与他人闲聊时知道”，再次是“电视”。显然，人际传播在民族地区农村的信息传递中也发挥着较大作用。

　　二、大众传媒在农村社会交往转型中的作用

　　通过对A、B、C三类村庄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无论哪种类型的村庄，大众传媒都已深入家庭，媒介消费已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的媒介化成为大势所趋。大众传媒不断向农村渗透，其实质就是不断用新文化、新价值取代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同时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从而影响到了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社会交往的转型，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所不同的是，农村的社会交往明显带有乡村社会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

　　⒈大众传媒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交往范围

　　大众传媒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交往范围的扩大。农村居民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新时代多元化的交往方式，不再局限于村庄原有的交往范围，开始有意识地与外界交往接触。可以说，现代传媒在农村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中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而且对现代传媒接触程度越深的农村受众越是具有这种交往倾向。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双重体制，这种体制形成了“城市——农村”二元体制，构筑了严重的城乡壁垒，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交往少。现代传媒将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带入农村，缩小了城乡人民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上的差别，不仅有利于城乡人民的沟通和交流，也加速了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从而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所接触的人的增多，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虽然交往范围的大小与村民自身的性格、素质和期望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通过调查发现，对某些电视节目类型的偏爱也成为影响朋友数量的部分原因，平时喜欢收看农业节目和综艺节目的村民有着比其他人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那些喜爱看农业节目的村民对节目中的农业新技术、农产品市场价格都比较关注。通过收看农业节目，他们在与其他村民互动的过程中就占据了信息优势，周围的村民非常乐意听他们讲述这些农业方面的新信息。对他们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使自身的人际吸引力得到了提高，从而可以拥有较多的朋友数量。喜欢看综艺节目的村民大都属于性格比较活泼外向的，综艺节目这种形式本身也主要是希望起到娱乐休闲的作用。经常收看综艺节目的受众从节目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培养了乐观的心态和良好的情绪状态，在现实人际交往中也会显得更加容易相处，从而获得更多的朋友。⒉大众文化加剧了农村社会交往中的工具理性

　　在传统社会，社会交往对象一直都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由于人际交往范围的有限性，村民们除亲戚外，交往比较多的就是同村的人，朝夕相处便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农村社会也经常被称为“熟人社会”。现在，随着活动空间的扩大，从事其他产业的农民数量的增加，基于业缘关系的交往对象也逐步在农村社会交往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从单一的以血缘为主的交往对象发展到由血缘、地缘、业缘共同构成的交往对象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外，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农村，电视是第一媒介，观看电视是农民休闲的主要方式。在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相对缺乏的农村，电视媒介在农村社会交往对象的变迁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交往对象的选择上，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最为注重的就是情感因素。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村民们一直把这种感性的认识摆在主导地位。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现代人际交往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功利性和商品化倾向，这种现象也同样反映在农村社会交往过程中。在农村社会交往观念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电视媒介所起到的作用。电视影响着农村居民在选择交往对象上的理性程度，每天接触电视时间较长的受众所受影响也较深，他们接触并逐步内化了电视中展示的现代都市交友方式，除了感情因素外，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交往对象能否为自己提供实际的帮助。他们在交往过程中注重“成本”与“效益”的分析，在充分考虑自己所要进行的交往是否可以获得利益最大化后才作出选择与决定。这就使他们倾向于同“有钱”和“社会地位高”的人交往，同时导致了农村社会交往中工具理性增强的趋势。此外，电视节目中频繁出现的俊男美女也让农村居民受到了“美女文化”等思想的影响，部分村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也开始注重交往对象的相貌等外在条件。根据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支持给人们提供两个方面的资源:物质资源和社会情感资源。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人们相互提供必需的资源才使得网络得以维持。电视媒介以鲜活生动的情节事例告诉人们，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拥有社会资源越丰富的人在网络中就越占据优势地位。农村受众长期在这种社会交往观念的熏陶下，自然也会在实际生活中有意无意的尝试，从而有着超越了血缘关系、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率先提出“弱关系力量假设”，他把人际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强关系在维护群体内部联系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弱关系对于群体之间的联系则更为有效。在电视传媒的引导下，农村居民不但将亲属等强关系列为自己的社会资源，也开始注重一般的熟人即弱关系的重要作用。在遇到困难时，村民们开始积极利用身边这些以往并不重视的弱关系纽带，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村居民社会支持系统的扩大化。

　　⒊高频度地接触大众媒介改变了农民的交往观念

　　外部环境对农村的“示范效应”大多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的。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外部环境对相对落后的农村社区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强烈，这种示范效应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交往观念、规则和内容。城市文明不断通过大众传媒被传递到农村，促进农村的现代化。

　　大众媒介对异性交往观的影响：在中国农村，受传统习俗影响较深，社会开放程度远不及城市，长期以来，人们对异性朋友一直没有正确积极的认识态度。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部分被调查者谈到异性朋友就将其归之为“不好的事情”，认为有异性朋友是不正常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社会交往的开放性程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中电视媒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由培养理论可知，大众媒介对受众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农村，较早接触电视媒介的村民受其影响比较大，程度比较深，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较早表露出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社会交往较之过去更加广泛和开放，异性之间的交往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减弱。电视给了农村居民一个接触外面世界的窗口，那些较早通过电视媒介了解到现代人际关系特征的村民也就有着较为开放的交友观。他们能够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与异性之间的交往，他们的行为和观念也影响着身边的村民，对构建现代农村社会交往方式起着积极的作用。

　　大众媒介对人际冲突观的影响：在人际交往中，人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发生冲突以后，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平时喜爱收看新闻节目的被调查者在发生人际冲突时有75.1%都会选择与他人“面对面协商解决”，而不爱看新闻的村民中，只有41%的人采取协商解决的办法。因为电视新闻是村民们了解外界信息、社会知识的重要渠道，有着极强的“教化”功能，经常接触新闻的受众往往具有更强的理性和是非判断能力。在大众传播媒介不够发达的农村这种作用尤为明显，特别是与日常生活非常贴近的“社会新闻”的日益增多，村民们从新闻节目的收看中增强了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在社会交往中遇到同类问题时能够更好地采用理智的方法加以解决，也使得以单纯情感因素为特色的农村社会交往向更理性的方向发展。

　　显然，媒介的全球传播给农民交往实践现代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促使农村的社会交往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从依附性向自主性转变，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总之，通过现代传媒塑造理性的、健康的、和谐的社会，从而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方位增进城乡交流，让农民更多地了解城市生活，接触现代信息，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研究生处。本文由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中青年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Q20082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