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同区域和背景的新闻媒介出现了开办政经时事论坛的热潮。从南方都市报的“岭南大讲坛”到羊城晚报的“财富沙龙”，从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到新浪的“长安讲坛”，以及其他一系列“开讲”活动，媒介主持的公共言论活动成为引人注目的传媒生态。

　　如何看待这种风起云涌的论坛热？论坛热的背后又是什么？显而易见，任何媒介活动都是当下社会利益诉求和体制运动的反映，新形势下的利益诉求、新闻记者的专业理念和商业利益构成了当前论坛热的共同推手。中国当前传媒的论坛热，不仅是新闻记者对“公民社会”的职业自觉，也不单纯是追逐商业利益的结果，更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各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论坛热的热度将持续多久？它仅仅是昙花一现还是传媒未来发展的一个突破方向？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去解读，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传媒人士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并以此对传媒在改革时代的功能进行定位，清晰地把握传媒发展的未来航标。

　　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30年渐进式改革的总体性动力机制是什么，一是中国传媒在这个动力系统中的具体功能是什么，一是当下的改革动力系统遭遇何种困境，在此困境中媒介的当下使命又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我们分别做简要论述。

　　推进“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系统：权力和道义资源不均衡的压力型体制

　　在中国30年的渐进式改革中，一切与市场化改革的活动，都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是制定市场交易规则、监督市场运行的唯一力量。它既是推动者，又是受益者，甚至有时是利益的自我牺牲者。但从物理学角度看，一个人无法抓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就引发了渐进式改革的动力学逻辑困境：在一个政府超级强大而且没有任何对抗性力量的体制环境下，政府的自我改革如何可能？

　　下面，我将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做一个简要的动力学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动力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拥有一个中央——地方权力高度不平等的行政系统，一是拥有一个中央——地方不平等道德层次的话语系统。这两个子系统既通过二元的权力和道义切割提供了内部革新的可能，又与原有的体制与社会文化高度吻合而得到有效平稳运行，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30年来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

　　首先，中国政府拥有一个刚性的、向下施压的行政系统，由于上层级对下层级拥有未清晰界定的事务处置权，某些时期这种未约定的事权甚至会扩大到财权。这种由不完整事权衍生的接近无限的刚性科层权力，一直保持到当代，社会学家通常称为“压力型体制”。中国特有的压力型体制最重要的特点是，政权体系中的上级系统可以不顾下级系统的反对而强制推行改革。只要中央政府感到地方基层政权的不作为威胁到统治基础，中央政府就有足够的动力强行推进改革。

　　其次，上级政府不仅拥有行政强权，还同时拥有道德领域的话语权。往往行政层级越高，道义层级也越高。这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系统性分布。例如，舆论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所营造的意象是，高级领导人站在第一线救灾奔走的高尚图像与在倒塌的学校房屋背后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诸多腐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原因，与权力资源分布相对应的道德资源的不平等分布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罕见的。

　　在以上权力和道义资源分布结构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根本逻辑得以形成——中央政府在道义上和权力占有上是无可挑剔的，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官员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央政府的义务就是顺应民意，纠正被有关下级官员搞乱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这种权力和道义资源的占有逻辑和改革策略不仅发生于中央与地方，同样在任何一个上级和下级行政系统都可以得到复制。在层层加码的权力和道义压力下，威权体制下的自我局部改革得以启动。

　　新闻媒介：凝聚共识、社会纠错的半官方半民间工具

　　中国1978年启动的改革目标大致可以看成是“市场化”。但压力型体制仅仅为改革启动提供了一个权力运作的基础，真正要顺利实现，还需要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利用其他手段保障改革计划得以实施。目前占主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通常假设，各个行为主体能通过自愿交易方式从计划经济演进到市场经济，并最终形成皆大欢喜的哈耶克式秩序。但从各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历史看，“路径锁定”的交易悲剧是常态，成功制度转型的反而是极少数。①孙立平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结构化定型”现象，更表明如果中央政府不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渐进式改革将可能演化为“渐进式倒退”的社会悲剧。

　　因此，一个可持续的渐进式改革，必须克服体制内强大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这取决于另外两个关键条件。第一，是在变革之前，需要对所有社会群体遮蔽其利益得失，让所有的参与者都不知道自己在未来变局中所处位置的前提下投票选择一个有利于全局的方案，换言之，必须利用舆论编织一张赞成改革的超级“罗尔斯无知之幕”。第二，是在变革之中，对那些试图越轨的体制内抵抗者实施超常规的压力，迫使其就范。

　　在权力和道义资源严重不均等的压力型体制下，新闻媒介成为协助中央政府推动改革的重要工具。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在承担以上两个配合性功能，详述如下：

　　第一，在共识营造方面，从主动参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各类改革政策,新闻媒介一直热衷于替中央或上级政府代言，鼓吹市场化改革的美好前景，积极参与改革话语的正当性塑造。这些主动或被动的改革话语，凝聚了社会共识，明确了政策目标，加大了实施力度。

　　第二，在舆论监督方面，新闻媒介取得的成果也斐然。在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下，中央政府历来依靠两种手段来掌控基层政权：一是以体制内的常规行政程序权力运作来惩戒腐吏，一是以体制外的非常规程序权力运作。体制内虽然存在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手段，但在信息渠道不通畅的集权体系下，这些官员的越轨行为很难被发现。即使这类现象被举报到上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官员们也往往可以利用行政程序的时滞性，内部权力关系网络以及各种正规司法程序，千方百计阻碍查处。在以基层官员为主要载体的利益集团，通常利用各类手段逃避中央政府的利益格局调整，这几乎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疾。

　　得益于微妙的制度设计，中国新闻媒介无意中成为解决这类体制顽疾的重要工具——在权力关系上，新闻媒介既属于国家直接指挥的行政部门，又属于文化事业系统的大众传播机构；在道义立场上，新闻媒介具有二重性，既是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必须充分反映社情民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谢五三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行政体制中具有其他治理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它可以进行超程序运作。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直接接受党的宣传系统的领导，但是它并不计入政府机构，它的公共面目只是大众传播媒介。这种身份的特殊性，赋予媒介两种不可替代的监督优势。前者使得媒介具有一级党和行政组织的身份，这为它采访和发布批评性报道提供了权力的支持；后者则使得它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行为不需要严格遵循行政程序，它可以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网络和技术，采访并批评任何低于它自身行政级别的政府部门（在行业纪律范围内），无需经过细密的行政层级，从而大大简化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程序，也降低了监督的成本。”

　　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拥有权力优势和道义优势的中央政府开始尝试利用新闻媒介作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工具。为了惩处信息不对称体制下的官员越轨行为，舆论监督因其行政权力和公共舆论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中央/上级政府监控基层的方便快捷、经济有效的手段。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与新闻媒介的密切配合下，形成了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奇迹：仅仅根据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指令，当代中国就能持续克服众多而强大的利益集团抵抗，最终形成一场方向一致、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改革运动。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看，新闻媒介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导向性”和“舆论监督”这两个狭窄的范畴。它既是改革权力运作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个公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制度要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力量的增进，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国家与社会之间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沟通与纠错机制，“官方躯体，民间头脑”的新闻媒体扮演了这个关键的角色。它能够以超常规的非行政化手段凝聚改革共识，监督政府作为，推进社会进步。一个拥有专业操守的新闻业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合理化机制，成为国家——社会关系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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