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体制疲劳运行与媒介论坛的价值

　　在渐进式改革的动力学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论坛热的成因与未来走向。论坛热在微观上可能是各媒介追求专业声誉的动机，也可能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在这条融汇各类复杂欲望的河床里，其源头是渐进式改革的动力系统开始出现故障，媒介论坛热潮是社会结构的地质学变动传导到媒体的直接反映。

　　经历了30年高速经济增长后，渐进式改革的两个车轮——压力型体制下的分离式操作面临折旧和润滑维修。首先是基层对压力型体制的指令的反应越来越灵活和对策性。由于地方政府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市场力量也越来越强大，压力型体制依靠行政指令运作的有效性也越来越遭受挑战。例如，连续上涨的房价总是出乎中央政府政策的预期。

　　其次，由于改革共识的模糊，分离式操作的道义势能也有削弱的趋势，原先由中央/上级政府牢固占有的道义资源也开始向下流动。当前，中国社会的改革面临着核心的话语系统危机。中国渐进式改革30年来，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总体上共识是一致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可中国社会将实现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由乡村到城市化、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结果公平转向机会公平、由身份取向转向业绩取向的社会转型。改革初期，依靠“四个现代化”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承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相信“明天会更好”，因此，改革政策是深得人心的，中央政府获得了包括官僚集团在内的体制内成员的支持。

　　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改革给每个人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位置已经显著分化，而且在短期内似乎难以重新洗牌。这就给原先几乎一致的改革共识带来了困难。打一个比喻，在所有的人摸到自己的牌之前，决定一个游戏规则是容易的；但在每个游戏者摸到牌后，由于各自牌点的不同，以非暴力手段投票赞成一个共同游戏规则的可能性将急剧变小。因此，利益集团清晰分割妨害了改革共识的进一步形成。在没有为改革共识注入实质性内容的局面下，中国社会发展业已抵达30年来的全盛时代，但将面临着“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尴尬局面。换言之，“大盘”在创新高的同时也面临“调整”的需要。它表现为频繁发生、似乎难以控制的随机性不良事件，实质上是系统性风险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微观反映。

　　一旦主流话语对某类重大问题出现空白，新闻媒介为社会提供自由探讨、获取共识的论坛式功能将应运而生。这种需求不仅为社会所需求，而且为中央政府迫切所需。在这种体制疲劳运行的理论困境下，压力型体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在逐渐变化，渐进式改革的政治和话语基础迫切需要夯实。中央政府迫切需要各类来自民间的思想、学术讨论，汲取改革智慧，维系渐进式改革的常态运作。读者如果有兴趣分析当前的论坛内容结构，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深刻的社会地质学变动。

　　媒体论坛的当下责任:超越“市场化”，寻求社会合作博弈解

　　在指出论坛热潮背后的社会机制之后，那么，我们对兴起的媒介“论坛”现象的未来走向有何期望？由于社会结构的地质学变动难以预测，它的发展取决于政府、社会和新闻媒介三方互动的结果，任何预测都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个人的观点是，媒介的论坛热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智的开启，代表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但论坛的活跃性又必须“可控”，以维系一个稳定的、常态的社会合作秩序。这种可控并非政府实施，而是来自新闻媒介同仁的高度专业自律，这种自律来源于对30年改革规律的洞察和对当代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第一，作为论坛的主办者也就是“社会议程的设置者”，新闻媒介本身必须拓宽原先由自由派经济学家所主导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的狭义市场化思维。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的社会内涵远非“市场化”所能涵盖，一系列标志中国社会进步的关键事件基本与狭义的市场经济无关。渐进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经济转型之外还存在很多与市场化无关的发展维度。例如，大量在计划体制时期就颁布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或监督，它们自颁布之日起就被搁置起来，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汶川地震报道都体现了中央政府和新闻媒介共同对这种埋藏的道义珍品的复原。换言之，市场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某种情况下，片面强调市场可能还会妨害作为终极目的的道义秩序的形成，妨害中央政府和新闻媒介的道义势能结构。

　　第二，寻求新的社会合作博弈解。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突出成就在于，在中国基本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微观的连续变革依然能够实现，而且这种微观连续变革依然能够与貌似刚性的宏观制度相匹配。原因在于，改革的三方主体——政府、社会与新闻媒介——都在努力保持原有的压力型体制下寻求“合作博弈”而不是“不合作博弈”。在上世纪80年代，激进的发展观并无助于加快社会进步，但进入90年代，特别是新闻专业化与政府治理改革的完美结合，以权力和道义高压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局部改良，塑造了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速度最快、范围最广、变革层次最深的黄金时期。

　　当今，随着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利益集团的结构化定型，各类社会政策的目标和对象开始变得错综复杂，在诸多引发争议的话题中都存在巨大的争议。2008年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都表明中央宏观调控受到利益分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开始进入了城乡转型、产业转型、金融转型、社会治理转型的事故高发期，中央政府与新闻媒介在道义层面的联盟迫切需要在新的共识基础上刷新。在新闻业内部，无知之幕的瓦解与传媒商业化导致对各级政府的强烈依附，使新闻业的专业化根基也受到威胁。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不剧烈改变压力型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公共领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对民族的复兴显然很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论坛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当民族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后，吸引大家一起来绘制一张新的行动地图。

　　注释：

　　①即使市场上各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能形成一个“不动点最优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验也表明，“不动点”的形成需要支付痛苦的时间成本，而且任何不可测的政治和社会因素都会影响“不动点解”。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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