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有了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今后可以不用言必称李约瑟了！”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八五”重点研究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通过了专家验收，一位科技史学者这样感叹道。

　　《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启动于1992年，由卢嘉锡院士担任总主编，吸收了全国上百名科技史专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分28卷，包括综合类5卷（《科学思想卷》、《中外交流卷》等）、专史类19卷(《数学卷》、《物理学卷》等)、工具类4卷（《词典卷》、《图录卷》等），每卷平均百万字左右，放在一起，足可摆满一层书架。目前，这套书大部分已经出版，并受到海内外学界高度评价，其中“科学思想卷”、“水利卷”于2007年分获第三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医学卷”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历时16年，但其孕育的时间远不止16年，可以说，这部书汇聚了中国几代科技史工作者的心血，也见证了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这个过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张柏春这样告诉记者。

　　前奏

　　如果要了解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恐怕是最合适的访问对象。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投身科学史研究，是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成立时8名正式在编成员之一，80年代时曾任研究所所长。

　　“谈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恐怕要追溯到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席泽宗告诉记者。“规划”提出，要撰写中国数学史、中国机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等一系列专科史，然后在此基础上写出一部综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就把完成“规划”作为自己的任务。后来，数学史、天文学史、化学史等专科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书篇幅都不大，与现在这套‘大书’当然不能相比，但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的前奏。”

　　《中国科学技术史》撰著计划的诞生是否因为受到了李约瑟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刺激呢？“即使没有李约瑟，中国人也会做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但李约瑟的出现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刺激。中国科学院在当时成立专门的研究室，并坚持办下来，不能不说李约瑟有促进之功。”席泽宗说。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到要继承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他说：中国在农学、医学等方面有丰富的遗产，在总结这些遗产方面，我们做的工作不是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当年7月，“中国科学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郭沫若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讲话。郭沫若当时讲的两句话给席泽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说：科学史是历史科学中最能为生产服务的；他还说：“你们要敢于百家争鸣，首先和李约瑟争一争嘛。”

　　席泽宗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科技史工作者热情很高，并确实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但由于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研究条件并不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宏大的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立项

　　《中国科学技术史》申请立项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的是陈美东先生。

　　“国内很早就有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设想，但实际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基本条件。第一是学术积累，第二是人才储备，第三是国家和有关方面的重视程度，第四是资金的支持……都是在80年代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陈美东告诉记者。

　　陈美东说，那时候，他年龄不足50岁，年富力强，而所里像他这个年龄的学者还有不少，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干点儿事情。“大家都把《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项目看做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倾注了巨大热情。像我的同事杜石然先生，在提出计划、推动立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所里同时进行的项目就有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翻译、《中国天文学史大系》（薄树人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典籍汇编》（陈久金负责）等，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样，也都是规模庞大、意义也很突出的大型学术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史》于1990年代初期正式立项，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先生担任总主编。“当然，卢先生不可能做太多具体的工作，但是，关于这个项目，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大政方针。”卢嘉锡提出，不能把这个项目看做中国科学院的项目，而要看做全国性的一个项目，所以，必须吸纳全国范围内最好的专家来参加。后来，各分卷的主编中，有30%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之外，其中如“矿业卷”主编柯俊院士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建筑卷”主编傅熹年院士来自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水利卷”主编周魁一教授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等，他们都是相关领域最优秀的学者。

　　回忆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从立项到完成的15年历程，陈美东先生直感叹“太艰难”。有的分卷编纂过程中作者去世或者生病，导致不得不中途更换作者。另外，项目巨大，但立项时只有中国科学院给的12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的30万，经费非常紧张，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工作进度。“对于每个主编、作者而言，参加这个项目经济上是很不‘合算’的。前不久召开专家验收会时，甚至筹措会议经费都有困难，想起这一点，我都有点心酸。”谈起自己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个项目，陈美东不由得有些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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