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捷，1960年生于沈阳，满族。1979年入伍。1982年复员到工厂，1986年读完辽宁大学自学考试中文专业，进入沈阳造纸技校当教师。1992年调入《节能报》做记者，1993年调入《青年时报》做记者，1995年调入《沈阳日报》做记者。

　　主要著作《寻找英雄》、《幕后新闻》、《剑胆琴心》、《神警传奇》。

　　在沈阳，关捷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去年秋天，张玉周教授为《沈阳日报》编采人员职称晋级考试辅导英语，在讲完课后，他找到关捷的同事张颖，问道：“关捷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出书了吗？如果出了，请你跟他说一下，我想要一本。”沈阳市政府某局朱若蘅局长多次打电话给关捷，请他吃饭。原因听来很怪——“文章写的那么好，想看看他到底是个啥样人？”一个叫刘长权的老警察，从沈阳郊区风尘仆仆跑到报社，见了关捷，愣了半天，说：“我没有事，就是想见见你，你要多保重，给咱们多写好文章。”《沈阳晚报》校对科的梁大群，近日找到关捷，对他说：“我常看你的文章，我都剪了下来，前一段搬家，我爱人把我的剪报弄丢了，你出书了吗，我想要一本。”

　　“一个优秀的记者，必须是思想成熟的人”

　　46岁的关捷，现在依然是《沈阳日报》特稿部的普通记者，每日风风火火地跑新闻。他有选不完的题材，有写不完的稿子。采访关捷是在他忙里偷闲的时候，一个照面下来，我便感觉了他的成熟，这是个理智而富于激情的成熟男性。

　　保冬妮：一般说来，在您这个年纪，很少有人在采访一线了，大家不是做编辑，就是做管理。而你仍然活跃在一线，并且还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的卓有成效，名声与业绩丝毫不减当年。在采访您之前，我看了《沈阳日报》，还有国内其它一些知名报刊，我注意到您居然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样的生龙活虎，这仅仅是因为您的身体强壮吗？

　　关捷：你说的不错，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感叹跑不动了，纷纷改了行。说句实话，我认为他们是思想跑不动了。跑新闻最重要的是要用思想去奔跑。一个记者的思想提前退休了，无论多么好的新闻素材也激发不起他的写作欲望，从新闻现象中也看不到本质性的东西，那他是应该“退役”了。但这样的记者也不应该去做编辑，一个思想老化的人能编出有新意的好稿子吗？在国外记者年纪越大越厉害，在我们这里，由于一些记者不注意学习，本来在成熟的年龄，反而变老了。我所知道的外国的著名记者，很多人都是老死在他的采访岗位上，他们手中的笔因为心脏停止跳动才停了下来。在国内，我好多朋友是名记者，他们的年纪一般在三四十岁，甚至是五六十岁。一个优秀的记者，必须是思想成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然而思想成熟绝对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假如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对你说，他是个思想成熟的人，或者他们是一个思想家了，那你基本上可以把他划进骗子的队列里。当然，天才除外。

　　关捷32岁走进新闻界，两年以后，因为主持“寻找英雄万里行”活动而名扬天下。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对他的新闻作品表示赞赏。老将军杨成武、吕正操、刘志坚、杜平、孙毅等都为他题词，鼓励他继续往下写，把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传播出去。1994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在二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他寻访英雄的事迹（见苗家生的长篇通讯《寻找英雄万里行》）。1995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迟洪江以《情系英雄》为题写成长篇通讯，发表在该报一版头题栏目里面，同样是介绍他的事迹，对关捷的采访和写作做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之后，中宣部主办的《党建》杂志以及《家庭》、《幸福》、《天津日报》等十余家报刊都以特稿的形式对关捷进行了介绍。中央电视台与他合作做了一个小时的《“焦点访谈”特别节目——〈寻找英雄〉》，在1995年5月1日播出，播出前在“新闻联播”中做了介绍。接着，中国文联出版社隆重推出他的著作《寻找英雄》。《文汇报》发表长篇文章评介《寻找英雄》。《长江日报》对这本书进行了连载；《读者》杂志第19期发表报告文学，对整个寻找英雄的过程进行全面介绍。一个新闻记者，因为一次成功的系列报道，成了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

　　保冬妮：临近中年之际，您走进新闻界，这种情况在全国的新闻界都不多见。看来，年龄对您来说是化劣势为优势了，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化过程的吗？

　　关捷：我个人认为，新闻记者并不是吃青春饭的。我以32岁的年龄走入新闻行列，这其实正是我的优势。如果从18岁中学毕业算起，我已经为从事新闻事业做了14年的漫长准备。在此之前，我做过军人、工人、教师，再往前推，我跟随父母在干校还做过三年的少儿农民，等于说我熟读了当代中国的几门必修课。到1992年，我已经拥有了很大一笔精神财富，这就是思考与思想。我思想的核心是强烈的国家观念、强烈的正义感、对真善美的强烈的爱与追求，对假恶丑强烈的恨与摒弃、对人文精神的崇仰。这些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1993年，社会上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反映在青少年中的就是甚嚣尘上的追星风气。我发现了这一问题，觉得有必要在报纸上搞一个大型的爱国主义教育报道活动，于是我选中了寻找革命历史影片英雄原型人物的题目，后来的效果证明，这是成功的。

　　保冬妮：在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关捷：这就是我的家教。我认为我的很多价值观念来源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很正派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坚守住对真理的那一份崇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挨饿的时候，家里的保姆带领我姐姐去郊区的玉米地摘了农民几穗玉米，父亲得知后，十分气愤，一定要把玉米送回去，并且在第二天辞掉了保姆。“文革”年代，父母被弄到干校，我多次看到他们在晚间相对流泪，一再叹息。他们当时的处境非常差，工作没有了，事业荒芜了，生活更糟，从沈阳有名的82号楼发配到黑山县一个小村的草房子里，工资停发，往日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可是，他们想的更多还不是个人的遭遇，他们关心国家，为国家的命运而痛哭失声。从小到大，他们对我的教育是，要爱国家爱民族爱真理，做人要正派。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一个部队的领导来看父亲，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当时我们家的房子被人霸占一直没有归还，全家八口人住在学校厕所旁边的十几平方米的小仓库里。那位领导十分不忍，提出要把军区后勤部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父亲当时差点跟人家翻了脸，他说，我不是军人为什么要住部队的房子？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什么叫贫贱不能移？父亲用行动对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做了诠释。应该说我18岁参军以前，在家里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这是大学四年永远学不到的，使我终生受益。

　　保冬妮：除了良好的家教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您的思想？并且同样使您受益？

　　关捷：我的经历，这也很重要。尤其是我的三年部队生活，培养了我的坚强与勇敢。这是军人必备的优秀思想品质，它基本上接近于高尚的层面。1998年夏，长江发了大洪水，号称百年不遇。我到达武汉市的时候，当地的新闻界同行纷纷出来劝阻我，说不要去了，实在是太危险，每天都有人成为烈士。你就在武汉市的宾馆里休息，每天从当地晚报上截取点新闻发回去算了。我没有采纳，我选择了最危险的荆江、监利、红安、洪湖等地，与大堤上的抗洪军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接触。有一天晚上，我在监利招待所写稿，百姓们都撤离了，只有抗洪的民兵在高声喊着劳动号子，不时传来惊天的涛声。我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工作，感到了战士一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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