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身边长期带着一瓶白花油，这位有“传媒铁人”之称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要靠这个小秘诀来保持长期清醒，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睁着一只眼睛睡觉”。

　　凤凰卫视创办于1996年，从一开始便以“华人CNN”来定位。当年，这个雄心被取笑为“大言不惭”。论者还估计凤凰在香港这个媒体恶斗的市场很难生存。时至今日，凤凰不但确立了它在两岸三地的影响力，还在全球落地，差不多有华人的地方都能看到凤凰。

　　更重要的，这是一盘赚钱的生意。2006年，凤凰纯利为2.12亿港元，增长17%，今年首季也赚了5219万港元，同比增长23.6%。

　　5月8日，刘长乐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刘长乐认为，凤凰能够高飞，靠的是东西南北“四不像”的左右逢源，靠的是香港的地缘优势，更是香港回归的幸运儿和得益者。

　　凤凰是香港回归的得益者

　　《21世纪》：香港凤凰卫视1996年创办，现在已是11周年，正好重叠了香港回归的10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长乐：香港回归这十年，对凤凰，对我的人生以至香港历史上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风起云涌的十年。别人可能有酸甜苦辣，或者起伏跌宕，但对凤凰来讲，基本上是我们辉煌的十年。就是说，是成长、发育、放大的十年。

　　凤凰应该说是香港回归的幸运儿和得益者。我们得益于回归所带给香港、带给媒体的优势。

　　香港是资讯传媒的中心，香港的新闻自由有着光荣传统。回归以后，香港新闻自由的开放性并没有减弱。最近的一些数据可以体现出来，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香港新闻自由度在回归后不降反升。特别是近两年，我看最近刚公布的数据，现在已经到了第22名，以往好像是第38位。

　　香港作为资讯传媒中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市场化。这里的媒体应该说完全是靠市场运作支撑的，否则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新闻自由度。第三个原因是它本身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及交通枢纽，香港回归对其国际化没有任何的影响。

　　凤凰也得益于市场化运作。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条件使凤凰在商业化轨道上，能够平稳、健康成长起来。比如，凤凰2000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如果不是位处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们便不会想到要上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资本操作，才能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香港回归对于我们开发内地市场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因为香港回归以后，它跟祖国、跟内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我们能够立足香港、面对整个华语大市场的一个机遇，我们掌握得比较好。

　　回归十年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完全没有减弱，而且正在加强，香港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资讯传媒中心的地位日趋稳定。下一步我们不排除进军全球华语市场。

　　东西南北“左右逢源”

　　《21世纪》：过去十年经常会有争议的是，从香港观众或是媒介的眼中，觉得你们很保守，甚至有很多不客气的评论。在内地来说，又觉得你们很先进，比如对台湾的新闻报道在全国是很领先的。是否会有里外不是人的感觉？

　　刘长乐：你说得挺好，你说的里外不是人，或者叫东西都不讨好。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的地缘优势。

　　香港的地缘优势使我们能够做到左右逢源。凤凰卫视头一年创业的时候，我做了一次具有前瞻性的发言，讲到了凤凰的四大优势，其中一个是地缘优势，就是地处香港，左右逢源。左右逢源的概念就是，从左的角度来讲，我们得益于大陆这样一个腹地非常广阔的、经济迅速腾飞的大市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右指香港本身的市场、台湾地区的市场，全球华人的市场。

　　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四不像”，不像大陆的，又不像香港、台湾的；不像西方的，又不像东方的。很多朋友鼓励我说，不像就对了，就应该四不像，像反而麻烦了。

　　新闻集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这是东西文化的合作。凤凰有许多西方的文化元素，比如我们用了西方的电视包装手段，宣传自己的栏目，宣传自己的主持人及记者。同时，凤凰又是中国文化的受益者，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我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华文化的追求和坚守，又是自己看家的东西。

　　那么南北呢？就是大陆文化和港台文化的结合。大陆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也有很多不足。比如，大陆文化里面的宣传味道、说教味道，大陆文化里面的好为人师、居高临下跟你说话的感觉。而港台文化是比较通俗的文化，我们不叫世俗，是通俗，它完全是市场化的一种文化，带有非常典型的商业特色——通俗、商业化、市场化，但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香港，可以把八面来风都汇聚在这个港湾，然后让它们在这里包容，在这里荟萃，炒出这么一个四不像的大拼盘。

　　坚守高端文化也有商业回报

　　《21世纪》：与你同期崛起的香港传媒大亨还有黎智英，他走的是另一方向，可以说是极度商业化和通俗化，同样取得成功，并带动香港以至台湾主流媒体的发展路向。有人对香港传媒生态环境表示担忧，你怎样看？

　　刘长乐：这是个老问题。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价值取向或者道德取向是不是应该和他的商业追求一致？或者说，他们的冲突或平衡该怎样把握？作为商业媒体，毫无疑问，就是要靠赚钱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但是，赚钱是不是你的唯一目标？或者说，是不是用完全商业化的目标运作，用那种低俗的或极端娱乐的方式才能赚到大钱？赚钱是必须的，这个必须要坚持。但我也强调，媒体是大众化的传播平台，肩负着对全民进行服务的功能。

　　媒体跟别的产品是不一样的。作为媒体人，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政府对电视台有一系列的规定，这些都是硬件，还要把握政府不规定的部分。

　　有人说，香港回归以后，有一部分媒体走上了自利的路，这也抑制了新闻的发展。有没有这么严重？我个人看法没到这个程度。

　　《21世纪》：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低俗化及充满敌意。

　　刘长乐：对，低俗化比自利更严重。低俗化的问题，内地比香港和台湾更厉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就像你说的，再过若干年会更加感觉到这种伤害。低俗化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在传统的新闻领域里，这个比娱乐低俗化还要严重。现在最典型的是台湾，台湾目前电视的头条没法看了。

　　现在台湾电视新闻头条基本上是男盗女娼，甚至色情化，或者是凶杀，就是“裸体＋尸体”。这种低俗化的倾向，实际上在内地也出现了。我想，凤凰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怎样保持自己的清流？同时还要赚钱？我们的体会非常有趣，大众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市场，比如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华语市场所有观众有14亿-15亿。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电视台将近4000个电视频道，每个遥控器所支配的频道基本上是在100-200个。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凤凰卫视应该坚持自己品牌的相对清晰性，我们走的是高端文化，是把资讯作为龙头，把文化作为旗帜，把道德和伦理的追求作为内涵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知识分子和有相当知识水准的企业家的拥戴。由于我们的这种坚守，反而获得了企业家们的呼应。

　　《21世纪》：我非常同意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市场，占据其中一块便可以了，不用遍地开花成为收视率最高的频道。

　　刘长乐：广告商会选择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体育爱好者和娱乐爱好者要做，但也有相当多的高端爱好者。比如，银行在我们这里做广告的非常多，特别是高端银行，因为他知道是高端人群在收看。我们的这种坚守不是没有商业回报的，反而变成了商业回报的一个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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