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近段时间，价格上涨成大家关注的重要话题。8月中旬国家发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更是引发了市场对通货膨胀的忧虑。

　　8月22日，央行“出其不意”地发出本年度第四次加息指令，且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不过，此举收效如何？中国会进入全面通胀时代吗？

　　本报特约中国社科院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峰教授、天相投顾全球资本市场研究组组长汤云飞、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以飨读者。

　　食品价格上涨不会引发全面通胀

　　此轮物价上涨的源头来自于成本推动，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目前食品价格的上升主要影响的是居民生活成本，而这种生活成本压力要转变成全面通胀的推力，需要一定的条件

　　殷剑峰：由生活、生产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不是全面通货膨胀）我们是已经见识过的。

　　2004年，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CPI于7、8、9三个月连续超过5％。然而，由于扣除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只有1％左右，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并没有演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随着粮食价格的回落，CPI在2004年10月后即迅速下落，至年底仅为2.4％。

　　今年再次演绎了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7月份，食品价格以高达15％的速度上扬，与2004年同期一样，CPI再次超过了5％。不过，今年这种由食品价格引发的物价上扬依然难以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因为扣除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逐步下降，7月份只增长了0.9％。而且，由于投资增速的减缓和先前投资产能的释放，今年的PPI也要比2004年低得多，这说明物价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向下的压力。

　　食品价格上涨所以不会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其中道理已经在经济学教科书的“蛛网理论”中描述得很清楚。然而，比所有经济当事人都更加关注物价的央行，在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食品价格的上扬可能会提高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对未来的物价上涨形成压力。

　　目前食品价格的上升主要影响的是居民的生活成本，而这种生活成本压力要转变全面通货膨胀的推力，其条件必然是：作为雇员的居民在工资合同的签订中拥有谈判力量。换言之，生活成本的上升只有转化成普遍的工资上升之后，通货膨胀才可能成为现实。显然，在农村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大学生毕业后只能去当保姆、甚至毕业即失业的就业环境下，雇员是不太可能拥有与雇主谈判工资的力量的。

　　汤云飞：中国的通胀问题，如上所述，是超低利率的货币环境导致经济的刺激性因素过分强烈所致。由于利率过低，从事粮食、猪肉、鸡肉等食品生产显得回报太低了，没有人愿意干。

　　谈儒勇：此轮物价上涨的源头来自于成本推动，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的上扬促使人们的生活费用提高，为了维持实际的生活水准，工资必须上涨。工资的上涨使厂商的成本提高，必须通过提高产品的价格来补偿高昂的成本。

　　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高通胀

　　随着今年7月份CPI数据的公布，国内外诸多媒体惊呼中国将进入一个高通货膨胀时期。然而，殷剑峰分析认为，这种担忧或许是不必要的

　　出口受到相应抑制

　　从形成原因看，可以将全面的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基本类型。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因总需求增长过快所致，而总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即所谓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的总需求构成中，投资和净出口的马力最为强劲，消费则逊色许多。事实上，与其说是“三驾马车”，毋宁说是“两匹马、一头驴”。总需求的这种格局意味着不可能出现由需求拉动的全面通货膨胀。

　　就净出口而言，我们观察到，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之后，贸易顺差出现了异常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可能由多方面原因造成，例如：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J曲线”效应，今年上半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引发的提前出口潮。此外，贸易顺差中很可能还参杂着相当数量的游资。无论如何，刺激出口异常增长的这些因素不可能持久，而且，贸易伙伴国的“意见”以及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风波都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抑制。

　　投资增速逐步回落

　　与贸易顺差相比，投资对物价和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化具有大得多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周期主要就是依靠投资驱动的。在这种投资驱动的经济周期中，物价通常会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段随投资的增长而逐步攀升，但是，如果后续没有其他总需求（消费、净出口）予以替代，则随着先前投资的完成，一方面是生产能力（总供给）的扩张，一方面则是总需求的下降，物价即随之应声而落，经济周期也将进入下降段。今年上半年，虽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0％，但是，与2004年高达40％、甚至50％的速度相比，投资的增速显然是在逐步回落的。未来即使不考虑抑制投资的宏观调控措施，仅从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看，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本轮投资热潮也将消退。相反，需要关注的是，刺激投资的一些因素（如奥运会）将会逐步消失，尤其是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调整。所以，在总需求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消费未得到有效刺激之前，我们更需要警惕投资增速的过快下滑。

　　消费持续动力不足

　　消费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增长。消费的加速增长首先源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改善，其次则归功于非农就业的显著上升。然而，这两种因素是否会形成推动消费的持续动力，目前尚可置疑。就居民收入而言，如果不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即使未来收入继续高速增长，也难以带动消费。就非农就业的上升而言，如果未来不放松对第三产业的管制，强化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农就业的高速增长恐难以持久。

　　该如何应对低通胀

　　治理通胀时，必须把握几条原则：第一，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第二，确保城镇中的困难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准不下降；第三，不能进一步拉大已有的城乡差距

　　殷剑峰：既然我们既不太可能遇到需求拉动的全面通货膨胀，也不太可能发生成本推动的全面通货膨胀，那么，针对物价上涨或者“通货膨胀预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就需要非常小心了。

　　例如，就加息政策而言，在食品价格上扬已经给居民造成生活压力的情况下，鉴于中国的按揭贷款均为浮动利率贷款（同美国不一样），加息不仅提高了新增按揭贷款的月供，而且会提高所有存量借款购房者的生活成本。虽然每次加息对按揭贷款月供的影响只有几十元或几百元，但随着2004年以来的多次加息，终有一天会让一部分人进入入不敷出的状态。实际上，针对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扬，我们更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

　　总之，在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支撑下，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增长要快于总需求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下，通货膨胀至少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关注的首要焦点。相反，我们更应该将就业、收入分配以及金融改革等问题摆在首要位置。

　　谈儒勇：控制通胀，必须从源头抓起。此轮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于肉禽蛋等农产品由于种植面积、自然灾害及饲养种植成本的提高而发生价格上涨。在治理通胀时，必须把握几条原则：第一，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第二，确保城镇中的困难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准不下降；第三，不能进一步拉大已有的城乡差距。

　　在以上原则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办法来解决通胀：

　　首先，对农业进行补贴，提高农民种粮及饲养牲畜的积极性。我们不仅需要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更需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给予农民补贴。通过补贴，可以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进而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这样做既可以不损害农民的利益，也确保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不受影响。

　　其次，为了降低通胀的危害，在政府财力允许的情形下，可以通过发放食物券的形式给予城市中的困难家庭以补助。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推行以农赈工的政策，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因此，应把三农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甚至可以考虑损害一部分工业的利益来支持三农。从这个层面看，如果物价上涨幅度在可承受范围内，并且广大农民从物价上涨中获得的好处大于损害，则我们乐意看到这种上涨，政府应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