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的黄金岁月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最好看的报纸是中央大报，它们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新闻资源。在披露信息的及时、准确、全面方面，地方党报是没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除了这些机关报，中国当时还没有其他类型的报纸。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当时的副总编辑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的布置下，《人民日报》对天安门事件的调查在两年前就悄悄开始了，一年之后，事实基本查清，但直到1978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选的天安门诗选专版，仍被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汪东兴叫停。

　　尽管“转身”步履艰难，尽管还带有宣传的痕迹，各行各业的风貌仍然全方位地展现出来。单看标题

　　就知道：《鄂伦春山区开办列车商店》、《上海保温瓶行业开展劳动竞赛消耗降低产量大增》、《如何解决“抓药难”的问题》、《群众为什么买不到生姜》、《不可小看小商品》、《全国烟叶、黄麻、红麻收购量创历史最少水平》……

　　空洞的宣传和颂扬性的报道少了，遵循新闻规律的报道多了起来。曾在《人民日报》做过多年记者的祝华新，2006年在其博客上撰写《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据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党报老大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它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第一时间传递出改革的消息。

　　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了600万份。

　　中青报：抓青年关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是1978年的10月7日复刊的。它从一开始就将青年关心的问题作为报道的重点

　　复刊号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篇幅不大，但却格外引人注目的新闻《成都认真清理干部子女档案》，因为父母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青年人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与这篇新闻配发的是四川达县一中几个十几岁的学生寄来的“青年来信”，问中青报的编辑怎么看“出身问题”。编辑回信说：“家庭出身根据一个青年在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前抚养人的职业来定。家庭出身不该沿袭。各个家庭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在革命大变动时期更如此。”——今天看来这是常识，当年这是福音。

　　1978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李振宇被中科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的事迹。李振宇只上过初一，业余自学植物分类学十余年。当时，“自学”是一个让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的字眼。

　　短短三四年时间，《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就从复刊时的100万份骤升到300万份。

　　《中国日报》：刊登普通人的大照片

　　1980年创办的《中国日报》，主持版式设计和图片新闻编辑的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常务副总编辑冯锡良。

　　冯锡良对于图片新闻的设想，让部队报道员出身、习惯了宣传口径的摄影记者王文澜闻所未闻，“老冯说，报纸要用大照片。我心想，毛主席像你用多大都没关系。但他又说，还得要普通人的大照片，要把普通人生活细节的照片当作新闻，放在头版。”

　　冯锡良要求编辑画版的时候，先确定图片的位置、大小，再考虑文字，从头版到最后一版，每版都有一幅8寸到10寸的大照片。很快有了议论之声：太吓人了，每个版都用这么大的图片。

　　王文澜拍摄的儿童吃西瓜的照片，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北京的风沙，也以新闻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用了整整半版，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概是第一家。

　　没过多久，《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开始有六寸、八寸的照片了，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全面学习《中国日报》的大照片风格。新华社摄影部主任把《中国日报》的图片做成幻灯，号召大家向《中国日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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