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突如其来，令人震撼，突显把社会稳定建立在人心稳定基础上的必要和紧迫。

　　瓮安事件是由偶然事件引爆的。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偶然事件不过是简单的“民事案件”，完全可以循着法制的轨道而得到妥当解决，本不至于为人所趁，骤然升级；也就不至于付出今天已经付出的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

　　从单纯的“民事案件”，最终酿成一起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其中必有深层次的矛盾。具体有哪些深层次的矛盾呢？石宗源列举了大致三种，一是矿群纠纷，二是移民纠纷，三是拆迁纠纷，这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相互交织，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及时有效的解决，“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这样，地方政府就不免消减应有的公信力。因为公正供给不足，积怨长期不能纾解，一旦有机会就要发泄，与偶然事件并无利益关联的旁观者，就容易被煽动，容易卷入其中，导致危机的蔓延和局势的失控。

　　长期矛盾一朝引爆，这不是瓮安一地的情况，在社会转型期，在利益分配不平衡之当下，这应有一定的普遍性。只不过在瓮安表现为矿群、移民和拆迁，而在别的地方，则可能表现为别的纠纷。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民众权益受损，因而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不对等，不能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则很少能够例外。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自我定位。在现代社会，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平衡利益分配格局，维持一个公共产品供应充分且财富分配公平公正的格局。而“权”与“利”是息息相关的。“权”为“利”之基，无“权”，“利”必无所依托。要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财富体系，就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前提。否则，政府的权威必然以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萎缩为代价。政府权力边界过大的同时，必然把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政府就会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当事方，难于做到应有的超然中立，难于平衡利益格局，这对政府公信力无疑是莫大伤害。但如果政府明确自己的权责，将主要力量用于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那么在公民权利充分保障、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基础上，就不难发展出成熟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社会矛盾就不难有多种出口，一旦矛盾出现，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就会起作用，可以随时就地消化，不至于潜滋暗长，一发难收。

　　具体到瓮安，无论矿群纠纷，拆迁纠纷，还是移民纠纷，说穿了都是利益纠纷。瓮安事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结构不平衡导致的人心不稳定。而利益结构不平衡，则缘起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不足。这里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就是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谈判权利。如果民众可以对等谈判，那么当地矿产开发的红利，何至于与当地民众无缘，却让当地民众承受环境破坏的代价？其他诸如拆迁、移民等等问题，也是如此。利益博弈中民众的缺位，主要是民众谈判权利的缺位，造成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也为人心的不稳定准备了条件。

　　石宗源说得好，瓮安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反思，要以这起事件为镜子、为推动。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是一个基本共识，但社会稳定必须奠基于人心的稳定之中，才是可靠的稳定，可持续的稳定。而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尤其充分保障利益博弈过程中民众的谈判权利，则是稳定人心的前提。这恐怕是我们反思瓮安事件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