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聊斋”后，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近日推出新书《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以调侃、风趣、幽默的文笔，书写“百家讲坛”那些人和事。诸如娱乐化的学术还算不算是学术？主讲人被“截短拉长”，是否还张扬个性？易中天、于丹等人是怎样被发现，并被拉上“魔鬼”之床的？阎崇年、王立群、纪连海等人一讲成名，生活和心态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想不到阎崇年面对“明星”问题，慷慨陈词
有个传得很广的说法是：“能把学问当评书讲、把历史当故事讲的，阎崇年老师是第一人。”
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始走下神坛。
近来人们对“明星”学者多有微词。似乎学者成了明星就是不务正业，而明星就不该有学问。这算什么逻辑？难道堂堂大中华提倡“漂亮脸蛋＋文盲”和“魔鬼身材＋弱智”？
济南签售前的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阎老师，您怎么看待被称作‘学术明星’？”
阎崇年笑吟吟地回答：“我很感谢大家称我是‘学术明星’。我认为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褒奖，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肯定。体育有明星，唱歌有明星，我们研究几十年学问，做个星还不行吗？老百姓追捧学术明星，总比追麻将强”
阎崇年还有句名言：“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
阎崇年研究清史五十余年，真是皓首穷经，老了老了，突然红了，成星了，不行吗？几岁娃娃演电视剧能成星，十几岁娃娃当神童作家能成星，七十岁老历史学家凭什么不能成星？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有一次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讲坛导演高虹到了，马琳和那尔苏到了，主持人到了，阎崇年到了，原定录制时间也到了。
现场观众呢？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那尔苏打电话问组织者，对方“哎呀”一声，太抱歉了，“我把这事给忘了！”
阎崇年说：“没事儿！就这么录吧。”
有个人打开门往里瞅。马琳赶快跑过去问：“您做什么？”
来人回答，他来找什么人，没找到，看看他在不在这儿？
马琳灵机一动，说：“您给我们当观众吧！”
那人倒也好说话，当观众就当观众呗！
就这样，阎崇年给一个观众讲了一场“清十二帝”。
结果，这一集收视率很高，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对这集“咸丰（下）”大叫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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