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从全人类文化事业的视角来看，传播变成了一个领头的专业，成了一只领头羊。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到了一个必须从文化战略高度上来重视传播的时候，应该把传播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的领域来搞。我们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很早时期开始，就对传播问题重视得不够。

　　谈到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这一代人开始，他们的思想是中国当时最深刻、最进步的思想，可他们的思想没有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资源，他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传播。鲁迅这么了不起，他的小说在当时也就印几千本。几千本的印数在一个拥有四万万国民的国家里边，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新青年》这么重要的刊物，在四川省，只订了两份。甚至，连鲁迅自己都不能启蒙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并不读他的书，他母亲最崇拜的是张恨水。

　　鲁迅没有长篇小说——长篇一般比短篇通俗，他的那些短篇小说写得多么深刻，很多人都读不懂，也不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一上来就是《狂人日记》，谁也读不懂！《药》的开头多么深奥——“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什么意思啊？中国人不习惯阅读这种东西，需要一个中介，把鲁迅这么凝练的思想转化成广大民众可以接受的一种产品。那时候没有电视，那时候的第一媒体就是报纸。鲁迅自己很重视传播问题，所以他勇于把自己的文章拿出去发表。鲁迅当年的文章都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之类的副刊上，文章的旁边是明星的花絮、各种广告，可鲁迅没有觉得这样就没面子了、就不高雅了等等。可是靠鲁迅一个人这样做没用，因为在当时，从国家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都没有注意传播鲁迅的思想。那么谁注意了呢？

　　恰恰是我刚才提到的张恨水，就是“张恨水”们。张恨水他们的作品的发行量是巨大的，他们是和普通读者、普通受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鲁迅”，而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张恨水”。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把人性分析得这么透彻的，在20世纪没几个，起码日本没有这样的人，美国也没有，大概法国、德国有两个。可是人家有无数的“张恨水”啊，人家有好多“金庸”啊。

　　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首先不考虑你的受众是谁，不掌握你的受众，你这个文化就是没有力量的文化。

　　这样我就想到一个和雅俗有关的问题。通俗文学、通俗文化、通俗文艺这些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中，有一种贬义存在。这些词如果翻译到西方去，并没有贬义。这个贬义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俗”这个字来的。中国人一看到“俗”，就认为是一个不好的评价。“俗”就意味着低级，“雅”就意味着高级，这是我们汉字的多义性所造成的。

　　在西方，说一个人是大众作家，这不意味着贬低他。反而意味着，他拥有数量极大的读者，他的作品社会影响大，老百姓喜闻乐见。在法国，巴尔扎克、大仲马这样的人是被当成民族英雄来崇拜的，他们可以进“先贤祠”。而我们国家会把金庸当民族英雄吗？是金庸，使海峡两岸的人、使港澳的人、使东南亚的所有华人、使北美欧洲的所有华人意识到，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是“郭靖萧峰的哥们儿”。难道金庸不是民族英雄吗？

　　通俗的问题原来这么重要。我用了很多精力去探寻“俗”“雅”这两个概念的来源。

　　“雅”，原来的意思就是夏，指的就是夏王朝所在地，那一块地方叫“雅”，一个地域性概念，就好像河南叫“豫”一样。其他的地区叫“俗”。这一开始只意味着地域差别，并不意味着高低。“雅”和“俗”的明显分流，第一个把“雅”和“俗”明确分开的人，是屈原，他赋予了“俗”这个字以很专门的含义。就是说，我保持个人节操，我这样的人要命名，叫“雅人”，别人是“俗人”。俗人到此就有了很不好的意思，包括小人、品德不高、知识不高、境界不高等等意思，都装在这个“俗”里边。“俗”这个概念，看明白它的来源之后就应该知道，“俗”并不代表天然的等级低下。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对传播就可以有新的看法：不要怕别人说你俗。“俗”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一般人理解的，低俗，品位不够，档次低；第二个含义不含褒贬，它只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影响力大小、是否与大众结合的问题。如今，在传播问题上，要重新调整思维。我认为，人首先要不怕俗，但是不能抛弃雅。怎么调整好它们的关系呢？我觉得要这样——俗中求雅。

　　俗中求雅首先要立足于“俗”，不能够一开始就去追求“雅”，特别是对于电视节目来说。电视首先要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它是为大众服务的。我一个寝室的同学阿忆有一个邪门观点，他说，一个电视节目，凡是大学里的专家反对你，就说明你成功了。这话说得有点极端，但我们要吸取他合理的内容，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一个电视节目好不好，可以开专家研讨会，把专家们请来听他们的意见，这个意见可以听取参考，但不一定要听从。有的时候恰恰要当一个反面参考，专家越不喜欢的节目，可能恰恰是好节目，专家当年还不喜欢《小二黑结婚》呢，事实证明，《小二黑结婚》是伟大作品。

　　我讲一段《百家讲坛》的历史。《百家讲坛》早期是一个没什么影响力的节目，节目组的一些同志感到很自卑，觉得自己不被领导重视，被弄到这么一个破栏目，不过就是找一个老师讲讲课，弄得很沮丧。节目开始不久，一次他们找到我。我说，你们应该高兴啊，这是你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当老师的可以在电视上讲课，这是中国电视的一个巨大进步啊。你们的观念有问题，你凭什么认为讲课就不会有收视率呢？《幸运52》、《开心辞典》当然有收视率，但那是它那个群体的收视率，还有别的群体想吃某种饭吃不着呢。大多数人想吃汉堡包，有人供应他们，但是现在有人想吃馅饼，就是没人给做，这些人是渴望着馅饼啊。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学术跟社会已经脱钩很久了，人民需要学术，我相信学术是有市场的，关键在于节目怎么做，老师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节目立足于“俗”，是立足到位了，而“俗中求雅”则是它成功的要点。“俗”是它的形式，就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传递“雅”的信息，把握好这一点，这个节目才可能持续发展。现在全国很多台在克隆这个节目，但是可能只克隆了它俗的那个形式，雅的这一点如果跟不上，它就有一个危机存在。这个节目应该是传播学术成果、传播思想的节目，单单有一个“俗”的形式是不行的。

　　我觉得电视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而我们大学里的学者要做的是相反，我们应该在提高的前提下来普及。我们先要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要站到世界的一个制高点上。比如说，我是研究鲁迅的，我必须能和世界上一流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不论国内国外的，跟他们对话，掌握最前沿的信息，然后把我的研究成果、我得到的信息，通过某种形式传递到社会上，让人民都知道鲁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就上下沟通了。

　　跟俗中求雅相关的，还有两个配套问题，一个是小中求大，另一个是稳中求变。

　　我觉得电视不适合于讲大问题，要少讲大问题。因为电视是个时间艺术，它转瞬即逝。我有一句著名的调侃，我说：看电视的乐趣就在于换台。这是真实情况的描述，我看电视都是同时看全国所有的台，我是一遍遍地轮着按那个遥控器。按累了，遇到某个喜欢的栏目，多看一会儿。我喜欢看戏曲，喜欢看各个省的地方曲艺，但剩下的时间我就是不断地换台。好的电视栏目，应该是讲一个具体的问题，小视角、小细节、小故事、小道理，然后积小为大、积土为山。

　　还有这个稳中求变，也是我看了很多国外电视节目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电视变化太快、栏目更换太快，经常创建新栏目、新节目，一个节目老变换花样、变换嘉宾、变换舞台布置、变换背景……有些电视台的领导不知道为什么那般弱智，老以为变换之后，就会让人家喜欢，让人家耳目一新。我看国外电视不是这样，国外的电视经常是几十年不换，什么都不换，一个脱口秀节目也好，一个小品节目也好，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也好，就那个主持人从年轻主持到白发苍苍，从“二战”以后一直主持到现在，不变！那个《狮子王》天天晚上都演，那就是人家的“样板戏”！

　　总而言之，我觉得在今日中国这个情况下讲电视节目，在重视传播的文化战略意义的前提下，做到俗中去求雅、小中去求大、稳中去求变。你过个七年八年，过个十年二十年看看，那个成就一定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