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百家讲坛”，就不会有所谓的“讲坛学者”、“学术明星”。于丹在“百家讲坛”上仅仅讲了七集《论语》、十集《庄子》，却在全国掀起阵阵国学热浪，较之易中天当年的“三国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超女”、“国学奶妈”的封号扑面而来。于丹所到之处也必是前呼后拥，人潮涌动。

　　上海书展期间，在结束了众人瞩目的易中天、于丹对话之后，从粉丝堆里被架着出来的于丹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独家专访。

　　轻松国学

　　从4岁接触《论语》开始，于丹一直抱着轻松的心态，“和父母聊天吃饭间，玩着玩着就学到了一些道理，我们那时没人逼着你读这读那，许多东西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吸收的，是一种随性快乐”。

　　小时候，父亲带着于丹去公园看春日开放的花朵，父亲问她花是死的还是活的，于丹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死的。于是，父亲将于丹举过头顶让她仔细观察，然后又放到地面再行观察，远近高低不同角度看了个遍，于丹发现了自然界的精妙。“‘红杏枝头春意闹’，如果花不是活的，它们怎么可能闹起来呢？”

　　虽然居住于城市，父亲却经常带于丹去乡村体验书中的“情境”，父亲说，你只在书中看到麦浪，你见过真的麦浪吗？“理论要通过生活认识”，这也成了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课的一种状态，她总是将古人的智慧用小故事和今人的思维去解读，让广大观众轻易消化。

　　“聊斋讲师”马瑞芳在其新作《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里评价于丹是在“用小故事忽悠全国人民”，“一大盆‘水’（小故事），丢进几小块‘肉’（论语），‘于丹心得’调汁，‘于丹心语’勾芡，愣是让成千上万的人喝了个不亦乐乎。”

　　充满迷茫与困惑的大众，的确是迷上了于丹这剂熨帖的心灵鸡汤。古为今用的人生励志讲解很容易让人卸下包袱，心驰神往。不过，如果剔除传统文化的“壳”，于丹讲《论语》跟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卡耐基教育似乎没什么两样。

　　于丹自己也承认，“在如今中国价值转型时期，人们需要一个生命结构系统做支撑，而我们这时将这种典籍广泛传播出去，很容易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但是清醒的于丹不止一次地对眼下看似热闹的“国学热”泼冷水。“国学不是一天热起来的，它是长存于人们血脉与生活中的。我忧的是这里面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热得太快，火得太猛……因为骤热就意味着骤冷，我们已经经不起这种大冷大热的非理性的迷狂。”

　　作为百家讲坛的“讲坛明星”，于丹显然无法控制大众的非理性追捧，更没法阻止由此而来的种种批判。今年3月，在《庄子心得》的签售会上，一名男子身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文化衫前来搅局，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十博士更是上演了联名让于丹“下课”的文化事件。

　　歪曲文意、误导读者的批评在学术界久未弥散，于丹对此却相当坦然。“批评要明确问题的前提。如果是学术研究，欢迎探讨所谓的硬伤。但是传播，我讲的是心得体会，不必人人都要同意、遵从我的想法。传播和做学问是两回事，这好比是唯用与唯体的区别，传播为用，治学为体，学问不传播又怎能让人知道？我们用浅白的语句让大家都能听懂《论语》、《庄子》、《三国》，让每个个体都能获得启发。”

　　“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我的学问只是介于国学与传播学之间，我知道如何更好地运用传播学。而我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都只是心得而已，并非学术专著，至于一些专家学者把它当作学术著作来研究批判，我也无权干涉。我只能说，任何人看书读经典都会有感悟，都有表达这种感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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