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总协议已经整整五周年，协议中规定的五年保护期至此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后WTO时代。业内已经喊了好几年“狼来了”，现在，不用喊了，到了“与狼共舞”的时候了。

　　新闻传播业开放势在必行

　　2001年前后，中国新闻传播业最热闹的焦点话题是WTO，在各种专业报刊上、在各种新闻学术会议或实务论坛上、在各种专题图书中，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传播业如何应对中国加入世贸总协议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讨、分析与预测。WTO成为一个新闻业改革的由头或启动力量。不过，在现实工作中，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习惯了作为最后一个特殊行业以不变应万变。

　　时光如流水，签订“入世”协议之后的五年保护期结束了，中国在加入WTO后必须覆行的诺言已经到了兑现期。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WTO的签约国出于各自的利益都会提出合理合法的要求。这也就是年底中国工商银行这一巨无霸国有商业银行在香港、上海分别上市的决定性原因———如果没有“入世”这一背景，中国工商银行几乎是不可能上市的。银行对外资开放是中国“入世”的承诺，而在协议中，同样要对外开放的还有新闻传播行业，当然，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限于发行、广告、制作等经营性部分。

　　在WTO的签约国中，新闻传播业是作为服务业而存在的，也就是说，签约国对新闻传播业的市场份额有相互开放的义务，当然，在内容层面也相应有着限制措施。

　　不同部门的公共权力制衡促进社会进步

　　过去在计划经济的社会环境里，条条块块壁垒森严，很多事情在管理权限上都有着泾渭分明的划分，庄子所谓“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具体到新闻出版业也是如此，传统上新闻出版影视业的主管领导机构是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前不久，哈尔滨市医疗防疫部门对娱乐业的暗娼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此举等于是间接地公开承认当地存在着娼妓业，而分工负责打击卖淫嫖娼行为的公安局就大为被动，因为娼妓业的存在尽管是无奈的现实，但是公开化显然对责任者的形象不利。这种现象很耐人寻味，它表明了，在法治社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随着文明的进步，不同部门的公共权力已经在发挥应有的制衡作用，这样就削减了个别主管部门的管理盲区与死角，更有利于公众利益。

　　新闻传播业是个涉及很多领域与行业的综合产业，它既是文化产业、知识产业，也是信息产业，还是加工业与服务业。因此，政府的不同主管部门从各自角度都对新闻传播业产生着影响，除宣传部与新闻出版部门的政策与行业管理以外，还有工商部门对广告、电信部门对传输通讯、电力部门对能源保障、信息产业部对网站、邮局对报刊发行的管理。

　　进入后WTO时代，外资与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业就是光明正大的，只要遵守政策法规，就可以与传统媒介进行公开的竞争。可以预言，工商等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引导与管理作用，年底对医疗广告的整顿就是一个例证。再看一个事实：邮局系统在2007年的报刊征订工作中，不仅接受了众多的一号多刊客户，还接受了各种各样从辞典工具书到考试指南类以及各种生活用书的征订———按照过去的新闻出版发行政策法规，这都是严重违规行为。必须正视现实，邮局只是个渠道，它收订并投递的印刷品越多，收益就越大。在实际操作中，一号多刊也好，以书代刊也好，只要政治上没问题，都是与邮局的业务或利益不搭界的，所以邮局不予理睬。

　　市场化进程水到渠成

　　中国新闻传媒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发展前进，在迈入新世纪后，由于体制的滞后，加上新媒体的竞争，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起伏，传统媒介踯躅难行，其中报纸行业甚至出现了每况愈下的颓势，经济效益直线下滑。这种危机已经是摆在新闻从业人员面前的客观事实，不容回避。

　　由于传统机制的弊端导致了新闻出版业的创新能力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出现了相当普遍的铁饭碗、大锅饭现象，尤其是出版业首当其冲，国内几乎已经找不到不卖书号的出版社了———区别只在于形式与手法而已。在发达国家，书号只是商品的编码，不具备任何商业价值，而在中国出版社却俨然成为了商品，因为它是有限的指标，就有了买卖的价值。干出版的出书赚不了钱，却只能靠非法地卖书号为生，这实在是中国出版业的奇耻大辱，尽管国家一直在打击买卖书号，但却只是扬汤止沸，从80年代以来反而愈演愈烈。在旧体制下，大多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除了手里的书号能卖钱，再也没别的本事可以换钱了！

　　在“入世”之后，外资最先选择的目标也是出版业，《狼图腾》等畅销书的运作，让国人看到了外资出版商牛刀小试的热身。不言而喻，全国六七百家出版社中，过半都是亏损的，这样的市场格局，若要起死回生，就得依靠外力刺激，或是通过产权交易，或者是整合兼并，引进新的机制与新的人才与资金，才会有柳暗花明的转机。

　　报纸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总的来说，旧的体制的活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能靠变革才有希望。

　　融入全球大市场

　　在互联网与卫星电视、移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新闻传播业在信息内容方面已经事实上进入了全球化即时传播时代，只要是市场经济国家，哪个国家也不可能再出现信息上的闭关锁国，而必须接受全球化自由传播的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在传播策略上一味采取防守策略，已经是徒劳无益的了，因为防不胜防、守不胜守。

　　四川彭县前不久出了一个“诗案”，一位当地的公务员，仅仅因为用手机向熟人发送了一首自编的反映当地政界情况的诗词，受到非法关押。此事在网络上传开后，报纸等媒体也迅速介入，于是，以往那种个别地方政府不顾当地舆论与民意一手遮天的霸道行径受到了有效遏制。事情由手机短信息这一新媒介引发，又由互联网等媒介的推动获得解决———这是新闻传播的力量，也是网络与技术的力量。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多元化、即时性、个性化、全息传播已经普及，每个有电脑、有手机、有数码照相机与录音机的人都可以、都可能从事新闻传播工作，而且传播范围早已越出疆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媒介生态环境。

　　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加剧了跨国界传播，而信息在互联网的发布如此简捷便利，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这导致了舆论监督格局的改变。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上无法通过的某些负面或揭露性的稿件，如今借助互联网大行其道。例如以科学打假出名的方舟子的新语丝，就成为批评中国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的有效平台。各种网络论坛BBS，以及如雨后春笋般的博客，还有MSN，都使得每一个参与者融入了全球化传播活动。

　　如果认识到传统媒介在传播效果与范围、力度上已经被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所赶上或超越，那么，就不难得出一个理智的结论：在后WTO时代，如果连更有力量的媒介都是全球化的，那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以及图书出版对外开放也就没什么可怕的。

　　“入世”是中国的选择，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业的选择。融入全球大市场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送走2006年，迎来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业的这一年轮更迭意义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