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圈”借鉴于工程学科中“动力学”的概念，西方很多社会学、传播学研究经常会引用这个概念，用以描述具有复杂元素，且元素与元素之间互相制约、平衡、影响、斗争的一个系统。“Governingwithnews”这一提法源于白宫发言人，在国内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新闻执政力”，指的是党和政府通过科学地掌握、管理和运用媒体，从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处于媒体动力圈中的“新闻执政力”，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控制”的革命：新闻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随之而来的政府和媒体的相处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整改才能适应这巨大并且复杂的变化，其中带来的一些观念与行为上的改变可谓是具有革命性的。

　　一、新闻执政力：维护政治系统的需要

　　大众媒介在社会政治系统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它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帮助政治系统塑造政治人格、传承政治文化、建构政治价值以及形成与改变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人物路易.阿图舍认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事实上是由压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个部分组成的。前者指军队、警察、法律等系统，后者则包括宗教、道德、伦理教育、大众媒介等组织机构和价值系统。大众媒介对于政治体系的贡献，“具体表现为再造现有的生产关系，即通过每日每时的不间断的信息传播，向社会成员灌输政治知识、理念、价值观、规则，要么为政治体系的变革制造舆论、做好深入的思想准备；要么为维系既有的政治秩序进行充分的论证。”[1]

　　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发展的关口：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依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利益分化和冲突加剧的时期。针对这一情况，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回避“矛盾”和“冲突”，而是在承认多元利益存在的基础上为不同利益的表达、妥协、综合提供制度性的公共博弈平台和沟通渠道，从而使各方利益在谈判和妥协中达到均衡，实现和谐。而大众媒介天然具备构建“政治交流结构”和“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具备充当社会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的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确保大众媒介的这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鉴于大众媒介在政治系统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和天然具备的功能特性，国家执政党、政府对于科学管理和合理运用大众媒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阐述“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时，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这就表明，对舆论的驾驭能力也属于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科学地使用和监控大众传媒”。

　　二、新闻执政力：媒体动力圈的呼唤

　　“新闻执政力”不仅是执政党、政府机构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在面对复杂的媒体“动力圈”时需要进行的一场控制革命。与几十年前中国单纯的媒介生态环境相比，如今中国公众面对的媒介环境，不单仅有作为党的喉舌的国内媒体，还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媒体。这意味着，中国的受众不单从中国媒体了解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也会从西方全球性媒体了解。而对于政府来说，现在所面对的媒体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不仅不能再通过这些新闻媒体完全地传达其意志，还要受到一些媒体的质疑和挑战，从而减弱影响和引导民意的主动权。简言之，中国政府当前正处于一个媒体“动力圈”之中，各种力量互相制约、影响、互动、平衡，构成了当前中国复杂的新闻环境。

　　1、市场化生存法则下的角力

　　国内媒体的市场化给中国媒体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小的变化：媒体被推向市场，市场激烈的竞争导致市场化新闻媒体争相以市场为导向，无论从报道形式还是报道内容上都对各级机关媒体形成挑战，争夺受众注意力，甚至是引导舆论。2003年中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被许多中西方媒体评论家誉为是一次“突破”，被认为是国家新闻体系的一次进步。然而“政府批准对此次战争进行现场直播，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高度商业化的媒介产业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的驱使，而对于某些媒体来说，这一驱动力要远远大于媒介新闻报道的政治意愿。媒体商业化和产业化导致中国媒体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收视率、发行量、广告收入。这场适者生存的生死较量中，中国媒体不得不选择现场直播这场战争，否则它们就会失去受众。”[2]一些研究数据显示，中央电视台开始现场直播伊拉克战争后，其收视率攀升了几倍，广告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个百分点。[3]

　　虽然在中国没有完全的商业媒体，这些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也都要受到来自政府的控制与影响，但它们毕竟带来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与已经闯入的西方全球性媒体一起，促使中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发生着改变，呼唤更多元化的交流、控制方式。相比而言，后者可能是更为强大的扭力，使得媒体开始扮演集政府的从属者、合作者、质疑者与挑战者于一身的角色。

　　2、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半失语”

　　20世纪80年代，全球垄断资本蔓延到媒体产业，真正全球化的媒体跨国公司出现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等全球传媒“巨无霸”构成了全球传媒体系，业务广布网络、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等信息产业的各个方面。人类迎来了全球传播时代的同时，也进入了海量信息的新时代：信息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然而，虽然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力和自由表达的技术，但似乎却离“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美好远景渐行渐远了。在面临与国际事务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所持的意见和价值取向日趋相似，甚至出现了舆论同化的趋势，仿佛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这是现代媒体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的结果，更是在全球化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失语的结果，传播逆差促成了“舆论同化”的趋势。“世界每发布5条消息，4条来自美国；全球互联网服务器内存中，一般信息80％、服务信息95％都来自美国。”[4]默多克也曾直白地说：“什么叫现代化、全球化？美国化就是。”

　　中国在这场打着“全球化”旗号的、不对等传播的浪潮中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跨国媒体总是会对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生态产生影响，甚至使之发生改变。这种影响和改变不仅发生在经济和产业层面，更会发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如果对这些改变不能及时做出有效反应，那么在传播中就失去了有利位置，起码是处于一种“半失语”的境地。中国媒体在全球化传播中的“半失语”境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大方面：

　　一是国际事件报道议程设置上的“半失语”。虽然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都派有驻外记者，然而在大量与中国没有直接关联的国际事件的报道上，并非都是来自他们的一线采写、拍摄，往往采取引用美国媒体的信源的方式来弥补。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许多直播画面常常是来自美联社等美国媒体；而在日常的国际报道中，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9套）也大量使用CNN的画面甚至是报道。除此之外，中国在对国际事件报道时即使呈现出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但其整体的议题还是没有发出自己的独立之音。香港大学学者就认为关于第四届世贸部长级会议的报道是“两岸三地媒体只重祝贺两岸加入世贸，少报道贸易自由化的根本分歧，显示出对国际媒体的盲目跟从。”李希光教授也认为“由于全球媒体强大的新闻垄断和国内网络的畅通与发达，国际上的重大新闻的议题与框架设置权，正在悄悄地从中宣部和外交部转移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媒体手中了”[5]。

　　二是中国与中国政府形象传播上的“半失语”。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主观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外宣传的一些不良习惯还在影响着我们。但不能否认在改革开放20多年期间，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观念新方法已经在形成、成熟之中，中国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以及对外宣传媒体营造的国际形象，主要是受到来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全球新闻传播网络的挑战。这些跨国媒体在进行全球新闻传播网络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国际事件的议程设置，其强而有力的渗透触角使得中国国内事件迅速在这张遍布全球的新闻传播网络中传播，使得中国与中国政府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张网络中是如何被塑造展现的。这些新闻媒体对中国市场的渗入，不仅控制了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形象传播，同时也操纵了国际上对中国的舆论。“非典”前期，国内媒体的集体失语导致政府、媒体的公信力的急速下降，使国外媒体有机可乘，在国际上造成了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舆论便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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