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领导干部在报纸头版“露脸”，是中国各级党报的新闻报道“惯例”。如果有一天，某地党报头版没有出现有关当地任何官员的报道，或者当地主要领导的“行踪”出现在其他次要版面，很有可能引发各种联想。

　　去年重庆就有这样的例子：当地出现百年一遇之旱灾，一位自诩“党报通”的老人在读《重庆日报》时，发现头版头条报道的是一个叫“胡社长”的人天天为当地老弱病残挑水的“好人好事”，而报道市委书记的新闻却出现在二版。这位“党报通”马上怀疑：“这报纸是假冒的？”

　　党报居然把市委书记放在二版报道，这个消息一度在重庆市民中引起震动。直到今天，人们才明白，原来“重庆市去年年底出台文件，强调市领导一般活动报道一律放到二版以后，头版或重要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中国青年报》4月3日），这一举措，据说是首开国内先河，其意义自然不可小视。相对于官员借助媒体做秀这一现象来说，重庆此举无疑是一重大进步。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中国舆论日益开放的背景下，这样一种“首开先河”的举措虽然关注者众，但实在不该成为新闻。

　　在我看来，官员上头版并不是什么过错，但现在，有地方领导站出来对这一现象说不，其实质应当是一种反省。假如真的需要反省的话，那么有关官员应当反省些什么呢？

　　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党报头版的“座上客”，我认为有两大原因：一是行政权力的隐性干预；二是报纸的分工各有侧重。

　　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官员上党报头版，多数情形都是一群干部簇拥着一个干部，再配上一条“形势大好”的新闻标题，诸如此类。对此，2003年中央已经发文要求对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必须有所侧重，一般性的活动无须报道。但可别小看这类“一般性的活动”，其报道形式看似简单，党报的新闻工作者却是斟酌了又斟酌的。哪个官员放在哪个位置，篇幅字数的多少，照片的大小，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马虎不得。在处理这类新闻时，新闻价值的判断水平显得并不重要。对官员的报道模式，是没有白纸黑字可供参照的，而完全取决于媒体对官员看法的重视程度。这就是所谓的隐性干预。重庆市的领导希望党报服务群众、贴近群众，我认为首先应尊重党报的新闻价值观，党报是否让官员上头版，应当由报道价值来决定，而不是由文件来决定。

　　我相信群众，并不反感官员上头版，而只是反感少数官员在头版做秀。重庆市要求“官员报道”让位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其实存在矛盾之嫌——不上头版的官员们是否需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如果他们始终走进群众当中，他们的讲话与行动总是能够让群众受益，那么显然，党报与群众是非常赞同在头版大量报道官员的，甚至希望经常能在头版看到这样的“非一般性活动”。

　　从报纸分工来看，虽然报纸都属于党报，但其实还是有各自不同定位的。从形式上划分，有都市报、农村报、工人报等等；从内容上划分，有时政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党报，即“党委机关报”，在重要位置报道党政官员的有关新闻，是职责所在。何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名人与官员本身都是有新闻眼球效应的。群众们需要通过“官员报道”，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监督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而不是经常性地看到官员剪彩、题字、揭幕等这类乏味的新闻。

　　从上述意义来讲，我们应当鼓励官员以“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姿态，多上党报头版，让“一般性的活动”变得不“一般”起来。在我看来，办好一份贴近群众的党报，并不等于多多地在党报中报道群众，而应当多多地看到党的干部正在贴近群众，并让这些报道多多地出现在党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