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去年年底出台的一份文件，在全国首开先例。文件要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重庆日报》二版刊发消息，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000字；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长度原则上不超过3分钟。

　　（4月3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首开全国先例，无疑是让人振奋的，从有人误把这个先例当作党报也有假的可以看出，不过也能让我们感觉到党报的一版是要人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市领导上报纸头版是沿袭计划经济时期办报方式的体现，在笔者看来，这个先例意味着对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意识的抛弃。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的行政权力可以说渗透到了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其行政被概括为管制行政，体现在党报上，就是无论新闻价值高低，一律按职务高低对新闻进行排列，参加领导的职务越高，就意味着新闻的价值越大。

　　这个先例是对民意的尊重和公共理性的显现。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大众传媒，已经构成了现代社会里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反映民情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党报也不例外。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干预生活，对反映民情社意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和官员要了解民情，通过媒体是一种重要的途径。因为媒体所代表的舆论是公众的意见而非某个人的意见，蕴涵着某种实际力量。舆论是公众交流思想的需要，是社会秩序的安全阀，也是社会自治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从舆论所代表的民意来看，要求政府正确对待媒体，深刻认识舆论传播规律。重庆的这个先例说明了这点。

　　但是，这个先例的出现，充满了戏剧性和偶然性。试想，如果不是市委书记的批示，这样的改革能出现吗？从新闻的报道和党报的操作经验来看，客观地说，没有市委书记的支持，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笔者以为，这个先例是靠个人权威推动的产生的，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不用夸大。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个先例不会随着领导的更替而发生改变。

　　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这个先例充满了运动式的隐忧。这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是一样的。由于我国绩效评估实践的发起力量具有明显的精英特点，这一实践的发生也就更有可能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认识与品质。然而，个人的好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发起者卸任，换了新的领导，绩效评估实践就可能要面临工作重心是否会转移的危险。换言之，评估实践受个人意志支配的现实可能会导致这一实践无法持续下去。通常情况下，如果民众非常支持这一实践并且能够将这种态度正面地表达出来的话，领导的个人意志就会受到极大牵制，绩效评估实践也有可能获得维持下去的机会。然而，我国民众的监督与参与意识相对淡薄，民众参与渠道也不是很畅通。民众基础的缺失在强化了评估实践中个人意志主宰的特色的同时，也赋予绩效评估实践更为明显的运动式特征。这个先例的出现就是运动式特征的折射。

　　“要人版”回归“要闻版”有标本意义

　　孙广勋

　　《重庆日报》能够开全国各级党报之先河，率先把被人们称之为“要人版”的头版回归到名副其实的“要闻版”，实在是一种可喜的好现象，其所透出的标本意义着实值得我们为此浓重墨彩的书上一笔。

　　其一，“要人版”回归“要闻版”彰显了领导头脑中公仆意识的逐渐增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党报作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载体，理应把群众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典型先进事迹放在头版上予以重点报道。可是，看看现实中的公仆与群众关系，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把报纸上“要闻版”多多的留给群众，其实体现的就是领导干部服务意识、民本理念的一种转变，是对把群众当作主人意识的一种回归。其二，“要人版”回归“要闻版”切合新闻报道的技术运作原则。既然头版的定位是要闻版，那上头版的新闻就应该是所有新闻中的最重要的那部分。而衡量一则新闻是否重要，其标准应该在于新闻事件本身以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价值，而非新闻中的人物的权利与地位如何。从纯粹新闻报道的编排技术与原则来看，“要人版”回归“要闻版”实在是一种势在必行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