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印象中，冒充报社记者编辑进行诈骗的不乏其人。然而，冒充《人民日报》副总编进行诈骗现象却是极为罕见。而今，就有那么一个叫刘永红的诈骗犯，“长期假冒《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身份，以向党政领导干部送钱等名义向被害人索取钱财给有关单位及机关人员造成恶劣影响”。（见《人民日报》2007年5月9日）

　　诚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日前，刘永红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落得可耻的下场。

　　写到这里，问题似乎没有完。在国人心目中，《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大报，也是传递党中央国务院声音最权威的媒体。为何刘某胆敢长期冒充“人民日报副总编”行骗？个中，除了刘某利欲熏心外，应该说，社会和媒体也有着某些可钻空隙。

　　比如，面对自我标榜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而行为有异的人们，少了一句“多问”。即问其来龙去脉，更没有通过《人民日报》社问个究竟。一般而言，像副总编这样的高层，《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不会不知道。只要一问，骗子恐怕会立马原形毕露。面对陌生人采取不问、少问态度是容易上当的原因之一。

　　其实，一些人们面对像报社编辑、记者部主任乃至副总编之类陌生人员不敢多问，乃担心一问得罪了媒体记者，招致“舆论报复”。因此，面对冒充“人民日报副总编”行骗现象，媒体似乎也应寻找原因。依笔者愚见，时下报纸媒体除了社长、总编辑名字比较常见报之外，其他副总编辑、编委、社委乃至报社中层的名字极少见诸报端的，更没有署上联系电话。一些公众要找报社的人们，只能通过报社总机去找；而一旦不是熟人，总机自然会“挡驾”。因此，一般公众通过报社去找编辑部高层是不易之事。

　　刘某胆敢冒充“人民日报副总编”的犯罪行为告诉人们，主流媒体的领导成员姓名照片不但要与公众见面，就是联系电话也要经常刊于报端；此外，相关的报社中层领导也不能只作无名英雄，其姓名及联系电话也应一并公布于众，让公众查找核对。报社人员相片姓名公开了，骗子冒充也不那么容易了。

　　其实，在民主法治社会，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公开领导层及记者姓名，也是对人民负责接受公众监督的体现。一般而言，经过长期的磨练，我国绝大部分媒体的自律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是比较强的，为社会稳定发展作出贡献的。对媒体的监督恐怕突出的是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监督，既防止某些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公权进行谋私，也防止社会某些心术不正的人们滥用媒体公权招摇撞骗，危害社会。

　　冒充“人民日报副总编”行骗的刘某就为人们上了如何防止被骗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