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欣和她的“同一首歌”一年策划演出四五十场，如果以每场演出500万元计，40场就是两个亿。如果以每场演出100万元利润计，40场就是4000万元。如果是一个企业，这个品牌，通过这样的努力所创造的这样的效益，令人惊叹。

　　孟欣和她的“同一首歌”由此就不需要名片。孟欣有一张独特的海报，海报上她轻盈地把一幅印有“同一首歌走进××”的照片握在胸前，这是她和“同一首歌”最富招牌性的合影。除此之外，她不需再做什么品牌推广:她的名字与她的笑脸本身就是一切。“同一首歌”每进入一个城市，承办方就会用电脑将那张照片上的“××”修改成要进入的城市的名称，再将图片印上街头巷尾的海报、地方报纸的广告版甚至演出门票上，孟欣的笑脸于是就和“同一首歌”的快乐模式一起，迅速在这些城市里被复制和传播。

　　可以说“同一首歌”是一座特殊的桥梁:将各类大牌歌星们送到需要他们带去娱乐与欢乐的各个角落，让那些偏远角落里渴望与明星们同在现场的人们充分享受狂欢的欢乐，使观众、听众与明星们手拉手融合一体地怀旧，流下兴奋的热泪。最起码在那一瞬间，弥合了彼此之间巨大的差异。这是一座表面看大家都收益的桥梁:对听众而言，获得了“我在场”的愉悦，得到了与明星在一起的满足;对歌星而言，获得了对他或她身份认同的出场费，并可以不断巩固这样的身价。尽管偏远地区几百元的门票价不菲，歌星们一次出场就能收获数万甚至10万、20万元的收益与贫困地区人们现实的生活景况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但当一切被遮蔽在表面的喜兴之中时，被狂欢时尚洗涤的观众多数还认为彼此都值这个价。孟欣与她的“同一首歌”于是既扮演了传播文化和娱乐的亲善大使，又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当然，这需求更重要一方不是因为这些听众与歌者，而是因为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官员们。

　　“同一首歌”更重要的意义，是已经成为了大家都愿意建设的和谐社会里代表和谐与祥和的形象工程。企业出钱、地方政府搭台，一方面在“与民同乐”中凝聚一地政府、企业、民众间的向心力，使大家在歌舞升平中其乐融融;另一方面又推介了地方改革开放的资源与实力，为招商引资和旅游资源开发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在9月6日“同一首歌走进宝鸡”的演唱会中，出资700万元中的600万元就分别来自6家本地企业——西凤酒、阜丰公司、机床厂、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钛集团和陕西东岭集团，哪个企业不愿为地方兴盛出力？哪个企业又不愿与地方政府共同打造和谐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同一首歌”的桥梁当然起着更根本的作用——因这样的供需关系，它才成为供不应求，价码抬得再高，出钱的企业与搭台的地方政府都还觉得物有所值——如果在央视做广告，两三小时又需要多少钱呢？再说，广告的商业效益远没有这样的形象意义来得实际。

　　这样，似乎一切都皆大欢喜。在这场关系复杂的角逐里，充满了博弈，但似乎所有参与者都是赢家。

　　问题是，这不是真正透明的市场化的供需关系。“同一首歌”的品牌来自央视，孟欣使用的是央视的传播资源;而企业为地方政府出钱，地方政府要表现政府形象;一个本来是公益的活动变成了特殊的商业演出。在这样不透明的前提下，“同一首歌”就以这种特殊身份成为演出市场的相对垄断，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获得令人惊叹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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