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而竖起舆论监督大旗以来，《南方周末》紧随其后，各地方媒体的舆论监督一度呈燎原之势，1994年也被称为“舆论监督年”。但是之后媒体舆论监督正逐步走向低谷。媒体上的舆论监督栏目便纷纷更弦易辙，或改版或弱化，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集体失语已成媒体的“同一首歌”，媒体已步入“后舆论监督时代”。①但是在舆论监督上的集体撤退不是媒体的常态，无论对媒体还是对社会，都是一种伤害：没有舆论监督的媒体早晚会被受众遗忘；同样，一个失去舆论监督的社会，必然会因民意得不到合法渠道的表达而出现舆论阻塞，各种并发症会以更加严重的破坏性伤及社会。基于这样的现实，媒体就自发地开展了“伪舆论监督”，以表明媒介还是在守望变化的环境。政府所面对的社会舆论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后舆论监督时代”下的“伪舆论监督”

　　在这里，笔者引入一个新词———“伪舆论监督”。笔者把违背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本意，以“舆论监督”的形式，间接描述新闻事件的部分真相，在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后，媒体主动转移“议程设置”，使新闻当事人成为舆论监督影响的最终承担者的现象，概括为“伪舆论监督”。

　　“伪舆论监督”是媒体和政府相互妥协的必然结果，是形式上的舆论监督。实质上，“伪舆论监督”没有达到舆论监督的效果，反而使新闻中的弱势群体最终成为舆论监督的牺牲品。“伪舆论监督”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媒体在报道某一新闻事件之后，因为外界的压力或受到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被迫或主动退出“议程设置”，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新闻悬案”。

　　新闻报道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放大，在任何国家，还都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的间接介入和干预。在我国，舆论监督的实际效果与媒体的行政级别有着密切的关联，不管舆论监督以何种面目出现，其终极目标都是对权利受到侵害的新闻当事人的“新闻救济”。“新闻当事人”既包括直接新闻当事人，也包括间接新闻当事人———指与直接新闻当事人有着相同处境的一类人。尽管他们一时不具备“新闻点”，没有被媒体报道，但是他们属于新闻事件指涉的同一个群体。如孙志刚案中的孙志刚就是新闻直接当事人，而先后被非法收容而遭迫害的流浪乞讨人员，就是《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间接新闻当事人。②“伪舆论监督”因为信息的披露，使潜在新闻事实由幕后到前台，由于受到传媒环境的控制，异化了舆论监督的客体，扭曲了新闻的价值，使新闻中的弱势者不仅得不到新闻媒体的“救济”，反而被暴露于众，最终遭到强势者更严的控制。其有几种表现形态。

　　1．不了了之。2003年武当山失火的报道就是如此。《南方周末》在《遇真宫大火拷问武当山》报道之后，丹江口市武当山经济特区的有关领导为逃避责任，蓄意寻找替罪羊。据《楚天都市报》报道，与此案毫无瓜葛的普通工人薛森在相关领导“授意”下，谎称自己是武当山失火的第一责任人，并因此被开除公职。但是当其为相关领导包揽罪责后，相关领导竟然“假戏真做”，最后彻底开除其公职，使其成为武当山失火事件的一个冤魂。③薛森的出现，道出了武当山失火的相关内情与真正原因，但是媒体对此次事件虎头蛇尾的介入，并未使弱者摆脱困境。尽管很多新闻当事人是被动陷入新闻事件的，但这不是偶然现象，从逻辑上和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其深层原因是事件真正的新闻价值所在，可惜新闻媒体却中途退场了。

　　2．止于基层干部。2007年6月《南方周末》等各大媒体对山西洪洞黑砖窑身世调查之后，人们不禁质疑：“那些被虐待的民工度日如年，为何发现得这么晚？”④一个旷日持久、惨无人道地虐待童工、残疾人员的黑窑，其“保护伞”竟然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的“幕后黑手”却在媒体的监督之外。可以想见，这样的事件必然还会在不同的地方重演。尽管这次直接新闻当事人得到了救助，很难说，更多的间接新闻当事人的权利会因此受到切实的保护。

　　3．因诉讼而“息鼓”。2006年6月富士康起诉媒体案就是标志性事件。⑤在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对当代“包身工”———富士康员工工作环境报道后，富士康集团以“报道不实”为由把《第一财经日报》告上法庭。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双方最后和解，但是在新闻媒体上，这些员工的命运最后却没了下文。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