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娱乐圈又开始沸腾起来。梁朝伟和刘嘉玲大婚，盛况之空前，连非娱乐类媒体也开始不惜重墨，连篇累牍报道，令中老年读者大跌眼镜，甚至表示抗议。紧接着，参加完婚礼的嘉宾李亚鹏，因不满记者追拍小女，发火打人，同样闹得争议四起……

　　明星婚礼被赋予如此大的“新闻价值”，已非首次，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在这个“娱乐有理、八卦无罪”的信息时代，媒体和公众究竟该如何自处，仍是我们需要直面的难题。

　　龚丹韵：娱乐新闻为什么让一些人如此喜欢，另一些人则如此反感？

　　杜骏飞：人们在新闻价值观上有差别是自然的。有些人更加看重新闻的严肃性、重要性。“伟玲婚”是娱乐界的大事，但未必是当代社会的大事。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娱乐重于严肃，其实他们自己也清楚，娱乐新闻大多是为了供人解颐，没有太多的实在。喜欢，并不代表有价值，冷遇，也不代表不重要。就像小孩特别喜欢吃糖，但糖未必是好营养。这种态度的反差未必关乎年龄，更可能是不同文化阵营之间的分歧。

　　我不否认，“伟玲婚”吊起那么多人胃口，部分是出于两位主角的传奇经历———见证了香港娱乐圈几十年的沉浮，从花边新闻开始，到修成正果为止，具有艺术片一般的感染力。但这绝非它荣登各大媒体头条的关键。就娱乐新闻而言，明星失恋、车祸、毁容、被绑架、死亡，都能占据头条。换句话说，观众如此关注这条新闻，并不是因为“伟玲婚”多么神圣，而仍然只是因为它具有娱乐功能。

　　龚丹韵：不重要的娱乐新闻为什么反而更加吸引大众呢？

　　杜骏飞：这是一个充斥着信息噪音的时代，每个人的声音都不能被轻易听到。什么东西才能必定引人注意呢？答案很简单：娱乐。人人都不能拒绝的，是快乐。所以这个世界普遍欢迎娱乐，哪怕你的娱乐本身没有太多进步价值，哪怕你所提供的是芙蓉姐姐式的出丑，也会被人识别出来，由此，你能产生某种娱乐快感，自我身份终被识别的“成功”。所以，娱乐新闻比严肃新闻受追捧，其中的演员和媒体，潜藏着同一个目标：通过娱乐使自己被识别；而观众也是同谋，他们期待加入娱乐派对而被潮流或阶层所“接受”。

　　与此同时，大众还会自发产生传播学所说的“第三人效果”：媒介影响他人的效果是大是小，人们会有一种心理预期，从而导致自己采取某种行动，在这里，自然就是对娱乐的跟风、从众。

　　龚丹韵：这样的社会心理下，媒体为求生存，迎合消费者口味，似乎也是无奈之举？

　　杜骏飞：其实在媒体内部，“第三人效果”更为显著：一方面，媒体对观众有某种“预期”和“观察”，把追逐娱乐归结为满足受众需求，这种结果是否正确，只有天知道。另一方面，因为媒体之间相互竞争，任何报道“伟玲婚”等娱乐新闻的媒体，都会影响到其他媒体的判断，后来者只有更为重视该新闻，才能预期自己有更强的竞争力。结果，传媒以为公众更需要娱乐，给的都是娱乐。受众因为媒体加倍给他们娱乐，他们就以为一切娱乐都有价值。大家都认为娱乐对他人更为重要，争相从众，彼此交相激荡，形成共鸣，共同走向娱乐的巅峰体验，并且还期待着下次。

　　传媒本身是被设计为社会服务的，但事实上，到了当代，它具有了企业属性，必须盈利，盈利意味着要受公众欢迎，否则就失去了商业主体性。因此，我以为，今天的传媒有相当一部分违背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不再继承服务社会的基因了，它们是转基因产品，但也不肯自承为私器，于是只好以满足公众之名，行满足私利之实。

　　龚丹韵：如果有选择余地，那媒体还能在未来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呢？

　　杜骏飞：我前面说的只是一隅之见，不能用我的观点要求所有媒体。花园里的花朵千姿百态，媒体也可以丰富多彩，各有自己的定位。西方通常有两种媒体：严肃媒体、娱乐媒体。后者通常是卖盒饭的，以繁殖速度快、种群大著称，新闻价值观上，是你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即使没营养、有危害，它也照卖不误。但另一部分严肃媒体，它们的新闻价值观仍然是严肃的，在它们的心目中，政治经济新闻、军事新闻、重要的民生新闻永远胜过娱乐新闻。简言之，《太阳报》炒作时，《泰晤士报》仍会克制；《名利场》杂志所渲染的，《华尔街日报》仍可视若无睹。

　　西方媒体经验，可以肯定，其中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好的。问题是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媒介的观点大相径庭；一些西方媒体在商业性上是成功的，可我们一窝蜂地只学了商业性，严肃新闻门可罗雀，娱乐新闻畸形发达，这就可悲了。相当多的国内媒体日复一日，不断卷入新闻炒作中，导致我们真正以严肃新闻见长的媒介、以严肃报道成名的记者太少。

　　我们并不排斥娱乐，娱乐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媒体，必须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天职。部分媒体娱乐大众就罢了，严肃媒体偶尔娱乐一次也无妨，但不能无时无刻都在娱乐、每个媒体都去娱乐。当媒体世界尽是一片狂欢时，那就需要冷静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