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是本报奥运特刊第三次和您见面，我们将视角投向媒体同行，他们来自中国之外，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视角绝对不仅仅是奥运会，他们会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将如何面对这些“挑剔的眼睛”？这是一次考验，中国是否准备好去面对？

　　关注“场外的中国”

　　现在看来，能进奥运赛场的境外记者将是幸运儿。

　　北京奥组委的统计是，采访北京奥运会的记者总数或将达3万人。但只有5600人拥有入场采访资格，显然，其他人只能关注赛场外的中国。

　　比如华尔街日报，由于没有体育版面，只获得六个入场名额，“我们不会太注重纯粹的体育赛事。”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副社长丁杰生说。

　　10月2日报纸刊发《筹备奥运细致到猪》，之前，他们注意到有关中国企业为奥运会定点生产猪肉的消息，于是展开挖掘。

　　最终呈现的报道包含食品安全、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甚至矿工和精英阶层等一系列元素，这是不是“奥运报道”？

　　一周前，他们关注中国政府核查在华外国人非法签证的问题，一个月前，关于北京奥运兑现承诺将遭遇复杂情形的报道，登上报纸重要版面，报道提及环境、交通、外交、人权、国际事端。这似乎也是他们的“奥运报道”。

　　CNN的“性格”和华尔街日报相似，这家著名的新闻机构，也只获六个名额，这与往届持平，尽管最终报道规模会是历年之最。

　　按照国际奥委会规定，非转播机构身份的他们将不被允许在其节目标识中使用奥运的标志甚至字眼，CNN北京分社首席记者吉米说，只能起个类似“北京聚焦”的名字。“赛场之外的北京，体育之外的中国，才是我们的报道重点。”

　　CNN北京分社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资料准备，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从横扫英语别字、老百姓养狗、讲文明树新风到达尔富尔、台海风波，无所不包。这些都有可能是“奥运报道”

　　《北京倒数》是CNN专门为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录制的专题，“CNN不会说光坐飞机来到北京，告诉外国人说北京有多少辆自行车，然后就走了。”主播之一的鲁可蒂（KristieLuStout）说。

　　“我们的难题在于如何出新。不可能细致而微的具象报道，比如奥运场馆造价，我们可能会置身于中国政府的行政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政治背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的经济背景，”吉米说，“而某些时候，必须为每一个细节寻找到归属的大背景。”

　　松村圭是日本共同社的专职奥运记者，他被共同社委以在常规赛事报道之外深入综合分析中国的重任，迄今，他已追问过中国的兴奋剂问题、举国体制走向以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非体育问题。

　　他还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自尊，共同社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意图恢复鸦片战争以来受损的自尊心，“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更是不容失败的政治活动”。

　　松村圭自觉压力巨大，他来中国已经三年，而对认识眼前这个复杂而庞大的国家来说，实在太短，以往的奥运会，一般都是专职体育记者前往，而这次，共同社的经济、时政、国际等部门的同事都参与进来。“毫无疑问，北京奥运最大的看点是中国站起来，中国的崛起。”路透社首席时政记者林光耀坚持认为，一句话概括一届奥运会的意义，这无疑是最恰当的话。

　　“不做意见领袖”

　　华尔街日报希望自己的报道“不预设特殊的视角、不轻易做判断，我们希望所有的问题都有涉及。”

　　路透社首席时政记者林光耀强调，路透社没有社论，没有评论员文章，没有所谓的立场可言。

　　“9·11事件”，路透社因为拒绝将肇事者称为恐怖分子，而为美国人诟病，但他们说，“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

　　对于北京奥运，“我们的角度是反映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物，不做意见领袖，不受任何新闻之外的影响。”林光耀说。

　　俄新社记者叶菲莫夫，即便在被要求发表个人意见时，也表现踌躇，他语带调侃地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他从不主动提及任何与奥运相关的政治话题，他反对将体育盛会的奥运进行政治化解读，每个国家都有缺点，谁批评谁都不合适。

　　韩国东亚日报北京支局局长河宗大持同样的观点，1984年的洛杉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都因为政治问题而未能成为全球盛会，他认为，这些教训足以记取。

　　当有外国媒体以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间定于8月8日而批评中国的迷信思想时，河宗大显得不屑一顾，“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数字的偏好”。

　　“北京主办奥运既是权利也是责任，好比把自己置身于显微镜下，挑剔和质疑在所难免，历届所有主办城市无不如此。”

　　在CNN的节目中，对于北京的环境、交通以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并未回避，吉米说，只要报道客观平衡，中国政府不应太过在意。

　　俄新社北京分社奥斯特罗乌霍夫副社长曾在中山大学研究改革开放政策，北京奥运会，在他看来除了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地位外，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打开了窗户，让所有对中国有所担忧的人亲自来看看，北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

　　奥运是生活的一部分

　　并不是所有的境外媒体都具有奥运报道之外的野心。对西方以及亚洲以外的国家来说，中国同样显得模糊。

　　土耳其世界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欧斯曼说，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可以概括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商品最便宜。“显然还很局限”，欧斯曼在中国已八年，常以北京市民自称，他愿意更多地扮演扫盲者的角色，“首先要认识中国”。

　　他的任务显得轻松，“我们会更多地关注旅游、历史文化、饮食，以及中国的生活习俗等”，这大体类似于中国指南。

　　瑞典电视台中国雇员冯亦菲印象中，北欧民众对政治不太关心，瑞典两百多年没有战争经历，甚至瑞典国王访华，瑞典电视台北京分社也没有报道。“他们认为，体育、奥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许他们不会关注场馆规模有多大，有多少先进的设备，有多少座位，但一定会去关心，这块土地上曾有的居民去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

　　顺义水上公园，一年后，奥运会赛艇比赛场地，北京奥组委组织外国记者参观，而瑞典电视台记者却抽空采访反映搬迁安置问题的普通公众，并花半年时间完成相关报道。丹麦电视台记者杨拉森说，丹麦民众对中国并不熟悉，或许停留在“文革”，或许是从中国游客身上感受到人们很“有钱”，而他希望揭示更真实的图景。这个图景并不仅仅是奥运。

　　也正基于此，丹麦电视台尚没有专门的奥运报道，也很少参加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他们更关注环境污染，“这是长远的问题，也是关系全世界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一届奥运会”。

　　在其他国家，对于场馆建设、公用设施建设，都会有大量充分的民间讨论，“而在北京，看到的新闻都是市民拥护，热情支持，实质性的讨论没有起来。”杨拉森觉得有些遗憾。

　　韩国东亚日报河宗大说，与北京的现代化设施相比，北京居民的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不够现代化。

　　“比如无论司机还是行人对交通规则不很在意。”他觉得，一届奥运会应该给普通民众的生活留下更多的遗产，而这也是北京奥组委一直的努力方向之一。

　　“不报道负面的新闻”

　　越南通讯社北京分社的墙上有胡志明的画像，半个世纪前，社会主义越南在社会主义中国设立了最早的通讯社，现任社长阮春正已是二十余任，分社现在拥有三位记者，全是越共党员，“驻外记者还是需要一定的政治保障”。“越中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抵抗外侮的经历，又都渴望融入国际社会。而目前面临的困难也类似，比如环境、能源、食品安全等。”阮说，中国经验很宝贵。“我们不报道负面的新闻。”他说，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和西方的通讯社不一样，“他们专喜欢揪对方的问题，而我们喜欢看对方的长处和正面的东西。”“中国特色”正显示出特殊的含义，外国记者们捕捉的细节包括：中国植物学家试图改变自然花期，以便让届时的北京花团锦簇；为庆祝倒计时一周年，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万人乒乓球赛，还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奥运志愿者，仿佛一夜召集。

　　中国政府集中财政人力物力上的成就令俄新社副社长奥斯特罗乌霍夫叹服，他甚至纳闷，中国政府是如何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欢迎奥运会，甚至一位102岁的中国老人也要参加火炬传递，让他直呼吃惊，吃惊。

　　他观察到的解释是，因为北京奥运会，官员和公众有了共识，而“在许多国家，官员和老百姓是割裂的”。

　　那些为自己利益奔走的被拆迁村民仍衷心地说，“我们维护自己利益，我们也支持北京奥运会。”这让瑞典电视台记者欧丰瑞感慨，这才是中国。

　　当所有惊讶一时无法求解时，他们会笼统地冠之以“中国特色”的前缀。日本共同社记者松村圭为了求解所谓的“中国特色”，寻觅了三年。

　　2005年夏天，他采访前奥运冠军许海峰，采访1984年的奥运冠军马艳红，马艳红回忆，当时她参加奥运会，体育局领导说，金牌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给中国人丢脸，后来一次一次，对金牌的要求越来越高。

　　中国参与1984年奥运会报道的一位记者对他说，中国的民众对金牌寄予了太多金牌之外的含义，比如金牌越来越多，会暗示着国家越来越强大。

　　2007年，他又采访到中国的老运动员邱钟惠，听她回忆五六十年代的饥荒岁月，还采访了魏纪中，说到1993年申奥失败后，中国领导人会见萨马兰奇时说，早晚国际奥委会会有希望中国来承办的时候。

　　松村圭说，他正在梳理一条关于中国奥运的主题史，一连串采访积累的片段，让他想通了许多问题，中国为什么对奥运会投入如此之大的热情？又为什么对奥运金牌如此向往？

　　期待更宽松的采访环境

　　北京正在为他们的到来做准备，体制上的改革昭示出新的理念，最为注目的就是中国政府放开外国记者采访限制。这被认为具有标志意义。

　　可喜的变化已经显现，华尔街日报的尹杰夫说，1990年代，他来中国访问，政府部门是很难接触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后，渠道通畅了许多，现在的新闻发布会，他们几乎应接不暇。

　　但“难以圆满“的情形还是时有发生。为了《北京倒数》这期节目，CNN的吉米感慨，前期筹备太过漫长，且波折丛生，只呈现了原定计划的70%。

　　剩下的30%包括：在鸟巢内部拍摄的要求，有关方面以安全的理由拒绝，一直到节目开播前一周，接受采访的运动员名单还定不下来，幸亏北京奥组委从中协调，郭晶晶、马艳红才在最后一刻走到摄像机前。

　　他们还试图寻找更多权威中国官员作直接对话，但吉米感慨，像奥组委官员王伟这样英语流利的对象还是不多，这影响电视节目的直播设置。

　　CNN在全球大约有2亿观众，在中国，只有在少量的星级饭店才可观看，吉米曾建议在信号落地上也尝试放开，他还担心，奥运期间，外国游客若在宾馆遇及信号中断情形，会作何感想。

　　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年8月份公布了一份对新闻报导环境满意度的调查，对象是163位驻华外国记者。接近一半的记者认同今年以来采访环境有改善，但仍有相当部分的记者认为，还有各种问题存在。

　　半岛电视台记者马蒙说，“我可以理解，因为有很多政治和习惯的原因。”华尔街日报记者夏雷说，这不需要惊讶，这需要时间，重要的是中国在越来越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