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社的总编辑胡舒立曾在“中国外文局对外经济报道培训班”上作了一个关于“《财经》杂志与调查报道采写”的讲座，作为有着多年经济报道的记者，我惊异于她在分析经济报道问题时的单刀直入和清晰，而后期待着和她在本刊“与总编面对面”栏目里见面。

　　在采访之前，多次听人说胡舒立工作起来风风火火，说起话来语速极快，本以为她是个现代丛林中的女侠，但当笔者从镜头中望向她时，却发现她笑得是那么的柔，那么的美，访谈是从“大财经”出现的背景谈起的……

　　想看清经济领域血液的流动

　　在赴采访途中，笔者看到《财经》“财经观察”栏目中的一篇文章，其中胡舒立讲到了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如何处理国际事务的话题。感觉作者的话锋在走到话题的边缘时，收住了，但即使如此仍能给人以警醒，那就是要打开视野看看外国是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看看外国是怎么看待中国内部面临的问题的，作者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让一个事物在旋转过程中能够稍微停顿一下，文章给人的感觉很有拳拳爱国之心。

　　《对外大传播》：如果仅从《财经》杂志的刊名看，会以为讲的是金融、证券、投资、银行这方面的事情。但后来发现，那里面讲的都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1998年创办的《财经》与《中国财经报》、《经济时报》、《证券报》等媒体相比，你们看准的是哪块儿市场？

　　胡舒立：实际上，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启动了金融和财税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对经济领域进行较为全方位改革的时期，比方说，当时的外汇改革，我想对此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哦，即外汇改革一步并轨。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让我意识到，正确地认识中国改革深入发展的整体现状，已经不能由微观层面上个别的企业去反映了，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着宏观层面的全面的改革，应该看到经济领域中的血液正在汩汩流动。

　　你所说的过去的财经报道，大概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比如说，做“财经”报道的《财经报》是隶属于财政部的，它就谈财政体制的内容；《证券报》是属于证监会的，它就谈证券市场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觉到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的行业问题了，它的脉搏正在宏观领域中跳动着，财经问题已不是一个仅仅从各个器官就可以观察清楚的领域了。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种做综合性新闻的媒体，该拿出什么样的财经新闻给大众读者？过去，由于这个领域专业性比较强，很多做惯了综合性新闻的记者，或说是作综合经济类新闻的记者都本能地望而生畏。于是多年来，经济类新闻只能让位给行业性报纸来做，而做行业新闻的人又没有意识到这已完全超出行业新闻的领域了，而行业新闻的体制背景和赢利模式决定了它很难一步跨出行业的局限性。

　　经过分析，我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就叫做“读者的需求”，做行业新闻的人把它叫做“大财经”，意思是说，它所涉猎的财经范围大；而在综合性新闻记者看来，它又太“财经”，当时给人感觉是我们要做的刊物是“四不象”，但是这个“四不象”恰恰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个前沿的、有前景的报道领域。因为我们意识到从事财经领域工作的这批人决不是少数人或行业内的人，财经不仅是行业人士关注的，同时也是大众应该关注的。我们办《财经》刊物，瞄准的就是这个一定会存在的市场机会。

　　总的来讲，那时中国大众对于市场经济缺乏一种耳濡目染的感受，因此当我们在市场经济转型改革达到一个比较深的阶段时，就遇到了很多的概念上的困难，而这些概念不应该由少数人掌握、消化，而应该让公众逐渐地熟悉。我们也承认这种熟悉不是一步就能走到最普通的受教育程度最一般的人那里的。于是，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定位就是“追求进步的投资者”，比如说，股迷可能会去买股票，但他可能对财经领域基础性的知识少有了解，那么这样的人就属于我们的最重要目标受众之一。

　　在这个领域，中国记者一看到财经类的话题就望而生畏，怵，怵就把这个领地给了专业刊物了，专业刊物呢，他们由于自己本身行业的局限，视野不够宽阔，所以这块是个空白。

　　你看在美国，比如《华尔街日报》，它的记者不一定要是学经济出身的，因为他从小就置身在一个市场社会里，他从小就见过股票，5岁就在电视上看见过股票而且知道投资股票能赚钱。但是对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计划经济社会中的人，在几十年前股票这个概念是非常陌生的，甚至连我们的领导人都不清楚股票。在法国念过书的邓小平都曾经觉得股票神秘，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学习过程。

　　笔者只提了上面一个问题，胡舒立的回答就令人觉得解渴。她提到，大家应该关注身边的经济现象，要了解这流水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只有知道这些，才能更清楚社会发展的脉络。《财经》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切入点，当年一起步就能发行5000册，这确实不简单。谈话中，她的语速的确很快，但也能显见她看待问题的敏锐与从容。

　　《对外大传播》：能在“大财经”与“行业财经”两者中找到结合点的人，当年并不多，你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准备吗？

　　胡舒立：（微微一笑）我其实也不是完全有意识地准备，因为我当初是在《工商时报》做国际部主任，所以对国际金融这块儿比较熟悉，而且对经济问题也熟悉。原来我做的是时事政治新闻，后来转成做国际经济新闻。刚开始我觉得经济问题比较枯燥，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当时和未来几年肯定是经济成长转型的一个重要过程，中国真正的变化就体现在这个领域，你必须得去学习和掌握，我感到读者也很需要这些东西。

　　应该说在做《财经》之前，我对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和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活动是有一些报道的，因此可以说有一些专业性的准备。当初，为做这些专业性报道，我到一些大公司对其首脑人物做过采访。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专门去钻研国外的技术，只是对与中国相关的市场活动、对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角色以及对国际上在这些方面比较权威的媒体较为熟悉，而在1998年前后，一些“海归”回国，外国投资银行也进入中国，这正好和他们的需求有个契合点，而我正好掌握了一些比较前沿的信息，这也算是一种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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