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危机传播与中国经验”高峰论坛5月9日在四川大学举行，论坛邀请到学界和业界的众多知名人士，共同探讨媒体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对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应坚持什么样的传播策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在现场演讲中谈到,我们要从灾难报道转为灾难后报道。现在很多报道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只是暂时行为，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战略基点，由战略基点决定战略方向，这可以使我们的暂时行为更加漂亮、更加精彩。

　　中国的历史起点已经发生变化

　　[尹韵公]: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思考，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我们新的历史起点，大家都在讲，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怎么理解，我想还是有不同的认识，我认为的新的起点是指不是老是重复我们官方语言或者媒体文章，新的历史起点应该建立在非常厚重的历史感上。我在北京的研讨会上也经常说这句话，我们理解的新的历史起点是指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GDP30万亿人民币的基础上，而不是20万亿，更不是10万亿。

　　[尹韵公]:中国是从2006年突破20万亿，2008年突破30万亿，我们是在突破30万亿的基础上来思考我们现在的国情，同时来思考我们汶川大地震的问题。这样的历史起点，是我们对地震，包括对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千万要记住，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完全是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是完全不一样。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自信，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是个弱势国家，弱势国家通常都喜欢封闭自己，就像缅甸一样，去年缅甸发生地震，外国说要给他援助，因为他是弱势国家，他关闭了大门，中国过去也是一样，中国现在敢于开放，是因为国家实力的变化，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决定了开放程度，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程度上来思考我们的问题。

　　[尹韵公]:这几年我们注意到，我们整个民族的心态，包括我们的媒体还没有转变过来，我觉得媒体停留在10万亿来思考中国问题，如果他变化到20万亿，那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在30万亿基础上来思考中国问题。这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这几年变化太快，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个过程尽快调整。

　　站在30万亿GDP的基础上看待中国和世界

　　[尹韵公]:第二个问题，怎么样站在30万亿GDP的基础上来看待中国和世界。我注意到国外很多政治家，尤其是欧美的政治家，已经把中国放在30万亿GDP的基础上来跟中国打交道，而不是放在10万亿、20万亿基础上跟中国打交道，我们自己也要站在30万亿基础上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大家可能想，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有那么厉害吗？

　　[尹韵公]: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弱势国家，你要访问美国，他不会理我们。中国那时候生产几吨钢铁？他不会怕我们，他怕苏联。现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了一个设想，第二天美国总统奥巴马迅速回应，这是多么大的差别，一个美国元首对中国部级干部的文章发表迅速回应。美国当年对中国元首访问美国的愿望可以置之不理，这是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当然中国国家实力发生了惊天的变化，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国际这种战略空间不如20世纪70年代，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强势国家了，我们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其实未必。弱势国家的时候，如果你利用的好，也可以把国家利益最大化。比方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在文革当中，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巧妙的利用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矛盾，中国可以在当中游刃有余，所以使我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比如说我们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比如说美苏两个争得很厉害，我们那个时候战略空间非常大，所以改革开放实际上得益于一部分国际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有那么好呢？

　　[尹韵公]:小平同志说，要韬光养晦，这句话非常对，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确实需要韬光养晦，但是小平同志还说过一句话，要有所作为。现在韬光养晦很难，中国这个狐狸尾巴太大了，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很小，你怎么韬光养晦得过来，别人现在处处都盯着你，所以现在中国对国际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国际政治、经济，包括地缘政治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好的一面，比如说奥巴马总统迅速回应，比如说我们在法国采取很强硬的态度，这在过去我们都不敢做。

　　[尹韵公]:中国媒体也对外国媒体表示出了强硬姿态，而且中国现在说话非常算数，一般人都不敢惹中国。澳大利亚人多年以前就说过，你们中国要打喷嚏，澳大利亚一定感冒。所以他们一般对中国不敢像过去5、60年代那样说三道四，因为你太强了，别人会关注你，人家也会给你设套，比如索马里，我们终于找了一个机会去了印度洋，不然你根本没办法去的。当时我也很担心，我们的军舰到非洲去打海盗，千万务必不能向非洲兄弟开火，可以放空枪把他们吓跑，你打死一个非洲兄弟，非洲会跟我们闹翻的。

　　[尹韵公]:所以事情都是有两面，过去在达尔富尔问题，这实际上不是什么问题，无非就是中国在非洲，中国强大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把国内矛盾扩大化，找个发泄的地方。他们必然判断，中国发达以后，必然会碰到同样问题，必然要找个发泄地方，中国必然会强大，他们为了阻止你强大，他们就会设置很多障碍。达尔富尔就是一个障碍，中国人在达尔富尔修了一个大坝，总统说不能在报上公开宣传。所以对中国来说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尹韵公]:当然，我想我们中国在这种不利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中国要学会在今天站在30万亿基础上来学会国际政治游戏规则，国际经济游戏规则，比如说像参加全球峰会，我们就是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要有发言权，你既然要中国放水，必然要给中国回报，这是双方的事情，中国在国际游戏规则上还是个非常弱势的国家，还不太熟悉。由于不太熟悉这些东西，很可能使我们会失去有些机会，有些问题的把握很可能处理的不好。

　　怎么处理好汶川地震

　　[尹韵公]:第三，我们怎么样来面临我们汶川地震，怎么来处理好汶川地震，刚才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嘉宾讲了很多好的经验。我作为学者来说，提供研究的一些素材，他们很多话当中让我也有很多思考。我想，我们要从灾难报道转为灾难后报道。过去我们都是灾难，但是现在一年以后，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在灾难后报道。日本阪神大地震以后，他们成立了一个独立法人公司这样一个组织，专门处理阪神大地震一切重建任务，都是由这个公司来管理，后来台湾发生了花莲大地震以后，也去学日本搞了一个独立法人公司，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我只是建议，能不能组建一个团，到日本去考察一下，他们是怎么处理阪神大地震后的问题，现在很多报道我认为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只是暂时行为，暂时行为都非常漂亮，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更好的战略基点，由战略基点决定我们的战略方向，这可以使我们的暂时行为更加漂亮、更加精彩。

　　我也是四川人，最后祝我们的家乡越变越好。祝我们汶川大地震重建工作一定要超过日本的阪神大地震，这样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