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恻隐之心和不忍之心，也才是应该不断强调、宣传和肯定的。

　　前些时到了贵阳。一到贵阳，就想起了“绿丝带”。想起了贵阳的“绿丝带”，又想起了杭州的“红跑车”。胡斌驾驶的那辆“红跑车”都干了些什么，想必大家还记得。贵阳的“绿丝带”，恐怕就得回忆一下了。

　　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初，特大雪灾袭击我国南方地区。半个月后，贵阳的大街小巷都被冰冻，公共交通全线告急，普通市民几乎无车可乘。1月27日15时08分，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倡仪，建议还在行驶的其他车辆驾驶员，顺路免费搭载在路旁焦急等车的市民，并请参加活动的车辆将一根“绿丝带”系在右边后视镜上。这个倡仪很快就得到了响应。至2月10日，志愿者在街头发放了3万多条绿丝带，参与行动的车辆达2万余台，接受帮助的市民逾10万人次。于是，一根迎风飘扬的翠绿的丝带，就冲开了弥天的雪阵，连通了彼此的心灵，给雪灾中的城市以盎然的春意。

　　看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只要踩一下刹车就行了。

　　同样，一个人做点坏事也不难，只要踩一下油门就行了。

　　这可真是“一念之差”。念头的背后是人性，是人心。

　　贵阳的“绿丝带”倡仪，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市民的响应？依我看，就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人性的善”。这种“人性的善”，用孟子的话说，就叫“恻隐之心”，也叫“不忍之心”。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不忍心看就是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甚至不忍心无缘无故地加害于动物(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一种“好心”，因此是“善”。这种“好心”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此是“人性的善”。

　　有了这种“人性的善”，又会怎么样呢？从积极的方面说，就会在别人有难的时候，伸出救援之手。比方说，不忍心看到别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在冰天雪地瑟瑟寒风中无望地等候公交车，因此顺便捎他们一程。从消极的方面说，则绝不会为了逞自己的“一时之快”，公然在闹市区飙车，因为这无疑会让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

　　显然，“消极”不是贬义词。相反，在这里，“消极的善”比“积极的善”还重要。因为南方的大雪灾，汶川的大地震，都不过“百年一遇”。车祸，却是时有发生。因此，避免车祸，就比抗灾救灾更具有普遍性，或者说，跟更多的人有关系。更何况，避免车祸，几乎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而只需要“不做什么”。比方说，不超速，不飙车，不闯红灯，不在闹市区横冲直撞。做什么，是要有条件的，比如捐款要有钱，救灾要有力。不做什么，却不需要条件，只需要“一念之善”。比方说，进弹簧门的时候，扭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就不松手，等别人进了再松。这就做到了“消极的善”。如果发现后面有老人，还伸手搀扶一把。这就做到了“积极的善”。积极也好，消极也罢，都在“一念之间”。

　　以“恻隐之心”和“不忍之心”为基础的“一念之善”，是不分年龄、性别、地域、民族的，也与金钱地位、文化程度等等无关。

　　比如贵阳市的民营企业家颜昌峰先生，就将自己公司的五台高级轿车全部系上绿丝带，发动家人轮流驾车，24小时免费接送市民。这就与胡斌等人的作为形成天壤之别。杭州飙车案的肇事者因为是“富家子弟”，网民的愤怒曾被曲解为“仇富心理”。巴东“邓玉娇案”引起的舆论，也被某些人说成是“仇官”。

　　其实这些事，与贫富无关，也与官民无关。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恻隐之心和不忍之心，也才是应该不断强调、宣传和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