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都市报》总编辑孙雁鹰

　　传媒领袖网：这次改版增高了3厘米，是为了增加更多的内容吗？贵州都市报对报纸的改版提出了“有用有趣”，这是你们内容追求的准则吗？

　　孙雁鹰：所谓的“这次改版增高了3厘米”是一种误读。这个增加3厘米是早在上一次改版就增加的。其实那次的长高至今都仍有争议。有一种说法是“长高”是让报纸更加时尚、更接近国际流行趋势，同时也增加了报纸的容量；但有另一种声音表达的是，报纸“长高”是一种无谓的形式改变，而且很不方便读者拿着阅读。但不管怎样，改变是一种常态，保持这种常态是我们必须的，改变让我们保持激情，保持不断的创造力，我们不愿在“对”与“错”中不断纠缠，做事、认真踏实地做事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有用有趣”是我们一直秉承的准则，更真实的采访、更独特的视角、更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努力做到这一点。

　　传媒领袖网：《贵州都市报》强调“突出都市元素，更加贴近民生”，如何能够突出都市元素，贴近民生？

　　孙雁鹰：所谓的都市元素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更时尚、更实用、更耐看。我们将在改版中更加注重版面色彩、线条等的运用、使整个版面看上去更加简约、大气，更附合现代都市读者的审美意识；这是在形式上的体现。对于一张现代意义上纸媒，“内容”才是根本，而现代都市生活的“短平快”也需要我们把内容做实做透，且又要做新做精，新闻事件、文化娱乐、社区生活、财经资讯，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尽量还原事件的真相，靠近、再靠近、无限靠近真实的生活，仰望苍生，我们在所有人中间，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把自己放下来，本没有什么身份。

重新学习如何办好一张报纸

　　传媒领袖网：《贵州都市报》的发行量和广告销售情况如何，自创办以来经过那几个阶段的发展？

　　孙雁鹰：1993年，在中国大陆的内地城市，出现了一份以都市报冠名的城市通俗报纸，我很自豪地说，这就是棗《贵州都市报》。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定义，这在复旦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棗都市报的生成、发展和转折》中也是这样定义的。在这之后的两三年里，大陆各个城市的通俗报纸开始以都市报命名，它们中的一些日后成了全国报业赫赫有名的角色。比如《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大河报》等。不仅如此，都市报成为中国报业的一个崭新品种，逐步占有了报业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都市报变成了一种模式，

　　都市报的发行和广告自创办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而作为全国首创的都市类报纸，要让大众知晓叫这个“怪名字”的报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发行真是从每家每户做起，而广告更是谈不上，当时是要从盘踞本地数十年的晚报口中抢食，基本上可以说是用尽各种方法，生存的压力分摊到从上到下每一个人的头上。“几十个人来十几条枪”棗创业是不易的，读者的接受也是不易的。事实证明，对于新鲜事物，公众的接受力是很强的，这个阶段大概经历了二年左右，都市报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局面。

　　第二阶段，发展。当社会各方面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媒体，确切的说，报纸成为绝大多数人获取信息、发表观点、了解社会最方便快捷的渠道。都市报借着这样的机遇，也迅速的发展壮大，当时的贵州都市报可谓“洛阳纸贵”，覆盖全省，所做的大多数报道第二天就能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一纸风行黔中”说的是影响力，也说的是公众对资讯的渴望，而都市报正好满足了公众的这个需求。那段时期发行量每周都在上涨，广告商后队接前队，只求能上到报纸，不管排到哪天。这个从发展到高速发展的阶段持续了近十年；

　　第三阶段，停滞。这是全国大多数都市报目前都面临的现状。就像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到了某个阶段，发展的势头必将趋缓、停滞甚至倒退。这是比第一阶段还困难的时期，网络等新媒体的快速崛起、公众对资讯选择的多样化、报纸内部人员价值观的变化、本地晚报的重新上位等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家、任何一种媒体想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多元化时代以迅雷不及的速度来临，让还处在辉煌光环笼罩下的都市报有些措手不及，在短暂的匆忙应战后，各家都市报包括《贵州都市报》都停下来重新学习和思索如何办好一张报纸，思索后明白必走之路是改革棗办报思路的转变、报纸内容形式的重新定位、人员的重新调配、与新媒体从抵触到接受到合作……这一切是痛苦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从前的决裂，要从以前的自身中脱茧而出，能否脱出来就决定是否再有资格重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这也是《贵州都市报》于7月31日起行全新改版的必行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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