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时报12年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在大学里教书，一教就是四年，这是一个主动选择吗？

　　何力：有一种人他会设立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会不断的做。另一种人，他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说的好听是随遇而安，说得不好听是随波逐流。我显然属于第二种人。第二种人有的也会做比较重要的工作，主要看运气。

　　记者：您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的时候，当时那里有很多现在看来媒体内比较有名的人?

　　何力：那会儿有很多人。很多经过了漫长的媒体生涯的“媒体角儿”聚在一起，就想办一张不一样的报纸。最初的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形式上：如版头、标题的制作、版面、新闻的样式等，后来体现在很多方面。

　　记者：这是否也与当时正值“六四”之后，在内容上无法突破，只能在形式上寻求创新？

　　何力：工商时报一开始就亮明了“在商言商”这样一个口号，强调自己的商味民味海味。我还接着从新闻体裁上说，工商时报当时还有一个新的新闻体裁叫“观点新闻”，当时在国内出现是比较有创新的，这种体裁相对来说，是用比较客观的视角来叙述，把新闻的主观性压缩了。

　　记者：后来这些人都选择离开了，而且大都变得比较有名了？

　　何力：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华工商时报》当时有许多很好的传统，但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变化有的消失掉了，那么很自然的情况就是，当《中华工商时报》停止发展或发展缓慢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新大发展空间，再有就是我们要很客观地分析离开的这些人的去处，他们去的那些媒体绝大多数都是市场化的媒体。

　　记者：这期间，您具体做的产品是什么？

　　何力：我在时报先做新闻，93、94两年时做周末版，后来又回来做新闻。那时就想做一些思想性比较强的、“虚头八脑”的东西到市场上卖，效果不好，挺恢心的。所以当筹备《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有人提出，“要让思想成为商品”时，我觉得这挺好，终于可以实践这个事情。

　　记者：当时卖不好，现在就卖好了，这是一个什么原因？

　　何力：我觉得当时看来资源还是比较少。那今天可能是因为资金强度的原因，终于使我们的产品可以呈现在希望阅读它的那些人面前。中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读者群，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关键在于你那块磁铁的力量有没有那么强大，把你想吸引的人吸引过来。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华工商时报》12年的这段工作经历？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

　　何力：怎么说呢？我一直认为媒体很难吸引一流人才。目前在中国这不是一个成长性特别好的行业。如果去银行、去保险公司、去证券公司，都会收获很大。媒体在这个方面有天然的弱势。其实也不完全跟体制有关。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像报纸这样的媒体，也不是大买卖，道琼斯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财经媒体集团，2001年的销售额才是十几亿美金。但是毕竟《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可以影响华府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可以经常参加白宫的晚宴，所以媒体记者除了物质上经济上的追求以外，还有一种影响别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经济观察报：温和的改良

　　记者：《经济观察报》快速成长，并取得一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力：客观原因是这个时代在发展；主观原因，很幸运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比较可贵的是，相对而言，我们有更鲜明的企业文化，有一个价值取向更明确的管理团队和一些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这个平台和这些资源结合的比较好。

　　记者：外界愿意，或者您自己也喜欢被称为“温和的改良派”？

　　何力：我个人温和这件事特别简单，就是性格，就是胆小。至于报社，我们觉得“改良”的意思就是社会发展的进程应该是渐进的，求同存异、互相承认、未来导向。

　　记者：这些“温和”表现在那些方面？该如何理解“理性、建设性”？

　　何力：一张报纸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优势，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如何在政治上保持正确？我想说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尝到当初确定“理性、建设性”的甜头了，那么不管当初是权宜之计也好，或者主动选择也好，到了今天就更是从内心里觉得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不仅仅是因为缓和了很多矛盾，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中国确实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响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这些人是改革20多年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是随着这20多年发展而发展的。

　　“理性、建设性”就是说要强调共同点。我们很多人在想问题的时候习惯强调彼此的差异，为什么不强调彼此的共同点呢？事实上彼此的共同点不是没有啊。

　　记者：从内容的编排上，你也多次提到平衡？如何把握？

　　何力：我相信，没有两头甜的甘蔗。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当中，我们有两种选择。如果非要我选择，一个是增加新闻，一个就是继续增加评论。我们一致的看法就是继续增加评论。因为如果增加新闻，那就变成了和别人类似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跟别的媒体区别开了。

　　记者：关于媒体内部管理问题，《经济观察报》好像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理解？

　　何力：中国的媒体行业职业化程度不高。什么叫好报纸，什么叫好文章，什么叫好标题，什么叫好新闻？基本上是以主观经验为主，这些年逐渐有了一些客观的市场化的评价手段和方法，也是刚刚起步。《经济观察报》有一个所谓的口号是“以工业标准建设商业文明”或者说建设报纸的工业化标准或者工业化流程，其实应该说还差的很远。但建设新标准是我们的方向。

　　记者：《经济观察报》从起步到发展的两年中，一定遇到很多困难？

　　何力：从大的方面来说，核心的问题是资源不足，人力资源和新闻资源。现在这依然是最主要的问题。在现有的资源背景和平台上，《经济观察报》的客观发展的空间有限。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真正想进入一个主流媒体的行列，在政治、经济、新闻资源上应该有更大的突破。另外就是管理上以及对现有资源的整合能力还有待提高。

　　记者：您认为《经济观察报》目前有什么不足？有吗？

　　何力：有。如果我们在经济上能不断地发展我们就会增加人，信息量上会增加，当然还有一个方式的问题。

　　记者：语言和版面的改进，使其更适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何力：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希望能够借助于规模化的过程当中能够解决一些。

　　日报之梦：永远找钱、永远找人

　　记者：《经济观察报》内部有一个口号：“永远找钱，永远找人”？

　　何力：主要就是要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

　　记者：资本是有意志的，这样不停地找，是否存在一个发展的连续性的问题？

　　何力：我觉得你要给投资人信心。《经济观察报》正处在一个发展时期，特别是今年明年，如果要获得更快的发展，必须要获得资源的背景支持，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基本上各种途径也都在尝试。

　　记者：更快的发展，办日报？还是…？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已经是周二刊。

　　何力：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日报和周报是不同的产品，要么做日报，要么做周报。一张日报让读者看半天是不对的，当然一张周报读者只看5分钟也有问题。

　　记者：你估计现在一张日报的预算大概需要多少？

　　何力：成本加费用，日报运营一年七、八千万。如果一个老板九点钟到了办公室，报纸还没有来，那肯定有问题。《广州日报》的成功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他的早投，读者容易形成阅读习惯。我们的读者对于买报的价格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对于获得报纸的成本特别敏感，他转了半天是为了去订报，没有人愿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一个电话搞定，必须要让他获得的这个成本比较低，特别方便这才可能看报，你不能让那些经理让或者是经营者满大街去到处找。

　　记者：这是目标之一，还是一个已经达成的目标？

　　何力：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长远看，我们希望能够有战略投资者进来，上一个台阶。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垄断的，一个垄断的行业里什么成本高？机会成本，就是说你放弃发展的成本会比较大。垄断行业主要追求的还是扩张，是规模、是速度、是品牌影响力、在市场上的地位。在不充分竞争的市场里，发展是很重要的。

　　记者：如果你们是日报，估计多长时间持平？

　　何力：我觉得运行两、三年可以打平。

　　记者：这十几年有哪些人和事你认为让你记忆深刻？比如说《中华工商时报》开创了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的一种形式…

　　何力：有很多人。比如我对南方报业和报人一直是心怀崇敬之情，我记得98年年底，《南方周末》做过一个年末专题，当时我就觉得望其项背，就觉得《南方周末》所达到的那个高度可能后人难以企及！包括《中国青年报》的一些人都在影响着我，无论丁望、胡舒立，包括王安、杨浪，还有杨大明，应该说都有很多影响，每个人都不同，也没有一个，没有发现有什么标志性的，直到现在也没觉得…

　　《北京青年报》的影响也有，她是在90年代初慢慢不断地发展起来，经历了由边缘到主流的过程。在成长过程中开始还是有一些另类的，类似《南方周末》，后来一点点都没有了。《北京青年报》实际上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独立、信息集约化的产物，她强调传播效果和信息的客观性，即使是立场比较模糊的情况下，也能发展。但是我们显然不太想走这种道路。

　　记者：你怎么看这几家媒体的未来发展道路？

　　何力：我觉得现在还说不好，不过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发现在报纸的发展上，把这句话反过来会更有意思“不幸的报纸都是相似的，幸福的报纸各有各的幸福”。看到了太多的、短暂的或者是局部的成功，直到目前为止谁也不能说已经获得了领导性的、持久的、广泛的成功。

　　记者：外资的进入以及体制内媒体的变革，谁是将来的生力军？到底谁将引领新一轮的潮流？

　　何力：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市场化和体制内的媒体的变革不会太快，这个变革的过程也不会从最基础的开始，会从边缘开始变，如广告、发行、形式、一般意义上的内容，最后才是核心内容。突破约束很难，所以我更看好那些没有这么多传统背景的。我觉得互联网实际上很能说明问题，搜狐和新浪的发展应该说很有意义，显然他们走到今天并不是他们自己所能料到的，也不是政府所能预料到的。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被动的，有的时候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过来。还有你说我们现在的资源发生变化，空间比以前大了，大了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闻领域。

　　《经济观察报》一开始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读者对我们的预期是创新、是特色，所以我们经常面对的压力是要创新，创新的压力是非常大。

　　一三五做人，二四六做鬼？

　　记者：您的人生理想？是否认为目前你所从事的工作能够代表你的理想？

　　何力：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理想，确实没有。但是目前做的这个工作显然是我挺喜欢的工作，我刚才也说过，几千万做一个媒体可以影响那么多人！另外从个人的偏好来讲，我觉得现在跟过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获得选择权。我其实愿意做一个新闻教育者，这可能与我以前从事的工作有关。我去年在美国待了几个星期后，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在一线的做新闻的人加入到做新闻教育的这个行业中来。我对此特别痴迷，我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将来如果有机会还想做这个事。其实在我看来做老师、做媒体、做律师这些行业当中有很多相通的部分。

　　记者：有过困惑没有？最让你感到困惑的是什么？

　　何力：有的时候你不是在想如何把新闻做得更好，而是些别的，我想这是很多人都感到困惑的。我记得97年有一次在北大有一个讲座，人家问我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我说可以说是一、三、五做人，二、四、六做鬼，礼拜日休息，就是说你做过好事，也做过不太好的事，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心态。

　　记者：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何力：其实在这行里最高兴的事或者说最有挑战性的事还是获得别人的认可，或者叫你试图真的去影响别人。你的新闻或者新闻作品或者新闻工作，被别人认可、被别人欣赏，甚至于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命运，这种事情实际上还是有……

　　记者：这种成就感在《经济观察报》体验到的吗？

　　何力：在《经济观察报》的两年感觉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其实做领导这件事是可以学习的，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善和提高的。我现在写稿子、写评论不如从前、新闻敏感可能也不如从前，但我的其他能力或许有改善。

　　记者：报社内部对您怎么评价？记得前年冬天有一次你还亲自给各个办公室送电暖气？

　　何力：中国人有很多智慧，这个东西要琢磨，你比如说“无为而治”这个词，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实际有为，这是一种高级的无为而治，一种管理境界；还有一种就是确实本身就无为，所以我想这是有高级和低级之分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处在哪一种，但是我确实是希望能够在《经济观察报》达到这种效果，或者说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种状态。我与别人也谈到这个问题，说做领导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赢得下面人的信任，第二步就是你要不断地给你下面的人提供目标和要求，甚至这个目标和要求是他目前还不能达到的，第三你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你通过你的努力帮助他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