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青春文学杂志中，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都是最大的。青春文学写手办刊，《最小说》无疑是先行者和示范者。苛刻一点说，明晓溪的《公主志》、张悦然的《鲤》、蔡骏的《悬疑志》，都属于跟风，饶雪漫的《最女生》尤甚。

　　《最小说》的畅销，首先是郭敬明在图书市场的巨大号召力，其次才是背后强有力的营销团队。于是，后来者无不沿用这一模式——每一个成功的青春文学作家，背后都有着一个实力强劲的出版机构。他们的合作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奔着经济效益而去。好在这些合作者顶多拿“推新人、新作”当借口掩饰一下，没冠以“文学理想”之类的大帽子。

　　如果承认“文学理想”在这个时代像一个笑话，那么回头再看青春文学写手争相办刊，就会更容易接受。这一代作家从干上写作这一行开始，就已经将前几代作家关乎写作的一切彻底涂改。文学对他们而言，是一张可以写下任何东西的白纸，他们要重新对文学进行定义，包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文学的商业化。况且文学的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写作圈子的各个角落，青春文学写手办杂志将个人的价值体现最大化，非但不容指摘，而且显得理直气壮。

　　从社会思想解放和文化市场活跃的角度看，由青春文学写手主编的杂志，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桎梏，最大程度实现了文学创作上的自由表达，而且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积极的推动意义。此外，如果放弃用传统的文学价值衡量标准去看待这些刊物，会发现它们的畅销并非写作者和出版者引导的结果，而是读者和市场抑或是时代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选择，这种选择是由生活方式、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等综合在一起的力量决定的。

　　内容雷同、多是青春伤怀、“快餐”特征明显、缺乏思想内涵……对于新兴青春文学刊物的批评，多集中于这几点。这些目前显而易见的缺陷，也应该引起这个产业链所有从业者的重视。既然这一产业已经初具规模，那就不妨多一点精品意识，在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上多下点工夫，少做“端着筐子等鸡下蛋”的事——文学创作无论商业化到什么程度，也起码都该是情感和灵魂的凝结，而非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复制品。据说韩寒主编的杂志不久也将与读者见面，这是个好消息，韩寒或能引领青春文学刊物走向第二条道路，为这块出版领域注入一些思想和个性。只有如此，日后由年轻人接管的各类出版物，才真正有能力接过上一辈出版人的“枪”，才能够让人对中国出版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