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同庆共和国六十华诞的日子里，在第十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回望一甲子迢迢来路，报纸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见证者，它们承载了新中国筚路蓝缕的艰辛，记录了新中国历经曲折的苦难，也铭刻了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喜悦。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记者节接受人民网专访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积淀，新闻是历史的瞬间。60年来，记录着当年的新闻、未来的历史的中国报业，始终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着新中国的发展变迁，塑造着新中国的时代风尚，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60年来，中国报业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幻莫测的风霜雨雪中洗礼着自己、重塑着自我、完善着自身。

　　可以说，60年来，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同经历风雨，一同成长进步。

　　怀着激情和敬意回顾60年来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进步的历程，将对报业发展的轨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成就，充满信心地去争取和创造中国报业更加灿烂的明天。

　　一、拔旗易帜的新中国报业（1949—1956）

　　1949年5月27日，旧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民营报纸《申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宣布终刊。解放区南下的新闻工作者利用申报馆原有的办公室、铅字和印刷设备，于5月28日清晨在上海黄浦区汉口路申报馆原址出版了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报业新旧交替的节点。从此，旧中国的报业成为历史，新中国的报业开始书写自己的篇章。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是“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舆论宣传作用。战争时期，物资匮乏，为了办好这份报纸，根据地不得不把《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共产党人》、《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全部停刊，以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倾其全力办好党报，办好机关报。由此，形成了根据地的办报模式：“无代价的分发，没有营业方针，只服务于宣传”。

　　然而，随着全中国的解放，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其他一大批根据地报纸进入城市后，根据地办报模式遭遇到了严峻挑战。据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公私营报纸253种，其中日报170种，仅《人民日报》等16家大型公营日报每年就赔耗“5000万斤小米”（相当于如今的500万元）。由此可见，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初期，以根据地办报模式维持报纸的正常出版，其经济负担多么沉重。

　　有鉴于此，为了减轻报业运营的经济压力，当时中央决定“废除予取予求的单纯报销制”，要求报纸“多登有益广告”。1950年，中宣部发文支持报纸的企业化经营。1954年，中宣部又下达指示，要求报社“尽可能地为国家节省和积累建设资金”。但与此同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加速进行，报业经营赖以生存的广告资源逐步萎缩。在广告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其它诸如紧缩编制、降低成本、提高报价等措施，其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

　　1952年，中共中央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于是，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出党和人民满意的报纸，就成了新中国报人迫切需要探索解决的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6年，中国报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版运动。改版是由《人民日报》发起的。这年元旦，《人民日报》由竖排改为横排，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致读者”的社论，阐述了改版的目的、意义和重点，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由6版增加到8版，报道数量有了扩充，报道内容也得到了拓展。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要求全国报纸进行同样的改进。一时间，各地报纸纷纷效仿，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报纸改版热潮。

　　业界的改版热潮也激发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研究者纷纷建言献策，意欲为变化中的报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比如报纸的“两重性”（商品性、工具性）、办报要有读者观念、要办经济类报纸等，受到业界的普遍重视。

　　这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报纸改革，从1956年初持续进行到1957年春季，为执政党的新闻事业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新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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