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闯关东》中篇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喝彩，原因，笼统地说一句——也许就是故事的生动性弱了。中篇讲述，九一八事变前后，山东来的宋家人在东北落了地却总是生不了根。尽管一家人在大姐天好的带领下，付出了精卫填海般的一切努力，但是山河破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普通人最简单的生存愿望都屡屡落空。历尽劫波之后，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宋家人总算赢得了一个和平宁静的家园——已经消逝的却难再回来。

　　中篇延续了前一部的山东人在东北不屈不挠谋生存的故事，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以天星、天虎为线索的宋家人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史，两个方面时有交汇。问题是《闯关东》中篇把三姐妹与一个弟弟的故事讲得太过复杂，中间几乎每一两集都要同时交代三条线索进展，这容纳在几十分钟的长度里，难免让人觉得每一部分都像走马观花。此外，能看出，正是由于主创者想把当年东北风云激荡的史实表达得完整些，就让流离失所的宋家人总是正好出现在抗战和解放年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以至于难有完整可信的情感和故事主线把情节穿起来。穿不起来的结果就是——纵然珠玉，还是碎了一地。

　　其实，我很理解编导的心思——面对这么庞杂而深邃的材料，自然很容易鼓动起庞大的叙事野心——恨不得把能涉猎的都放进去。可是宏大叙事历来是个让人泥足的陷阱，即使是对最有经验的主创者来说。过于庞大的叙事构架压扁了本来可能更加丰满感性的每一个单个的故事;以至于尽管闯关东题材的传奇性还是保留着，但是亲和感却大大降低，观众大多数是在看热闹，无法唤起感同身受的情绪共鸣。

　　在新世纪已获成功的电视剧制作中，以凡人小事题材和小制作赢得大成功的先例不在少数，这其实是当代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动向——凡俗美学的崛起使然。对现实问题的逼真还原，对于传统家庭观念的温情体验，对人在某种常见(而不是极限处境)处境下的内心轨迹的详细记录，对于切近一己之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关注，都是这一路电视剧的成功心得。杨亚洲导演的作品就是其典型代表。无论理论话语如何高屋建瓴地批判这其中的庸俗倾向，这一路故事还是获得了鲜活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是观众的审美取向制造了这类电视剧的生产和成功;而这一类电视剧又日益培养出一批执著于此的忠实观众。这对有着突入历史深处，甚至是以镜头书写史实野心的导演，是个天然的屏障。而《闯关东》上部的成功，在于对历史、传奇和凡俗品格均衡全面的把握。

　　老实说，第一部至少在三个方面是不同于第二部的，而多少靠近前文所说的“凡俗”性的：一是鲜儿和秀儿的两条爱情主线。第二部这方面显然是弱了，天星这个假小子和天好这个当家人，都中性化了，没有缠绵悱恻的传奇爱情贯穿其间。二是上部中那文格格嫁到庄家大院以及东北田间地头特有的幽默感增强了喜剧性。这两者都是“甜点”性质的。三是朱家人种地和做生意方面的世情戏和生意经，这也是《大宅门》以来深得中国观众偏好的。与之相比，第二部只是在传奇性方面增强了，比如挖人参、水上漂这些部分，很有《林海雪原》气派，但是此外，历史正剧的成分加强，尤其是在各个时期、各个地点与日本人对抗的时候，人物表现得正义严肃，缺乏富于张力的细节和饱满的个性。

　　当然，我们不能说导演的叙事意图出了错。正相反，自从去年，现实中重大事件的频发，加上奥运、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成立60年的“大日子”频至，在观众和影视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愫。事实也证明今年来宏大叙事和钩沉历史的叙事倾向在影视人的创作中比重越来越大。这里涉及到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在这种历史时刻，电视这个媒体是如何完成对于国家的总体叙事的?换句话说，内容庞杂、追求史诗品格的主旋律题材要如何以电视的方式传达?其实，《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团长我的团》、《闯关东》，还有一些票房大捷的电影，诸如《梅兰芳》、《叶问》、《白银帝国》乃至《赤壁》，都不乏宏大叙事的宏愿，就更不要说正在放映的《建国大业》了。突入历史深处，返回到风云激荡的年代去，沉潜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中，去寻找浓墨的“人”，重彩的“家”乃至大写的“国”，应该是这些影视作品殊途同归的诉求。

　　问题是在完成这一诉求的同时，我们并不总是成功的。《南京!南京!》主创者在历史、战争、人性、民族等宏大观念笼罩下的情节编织中，试图突破以往的情感维度。但是何为“突破”，何为“越界”，其间的分寸失于把握——这牵涉到民族情感的问题。《闯关东》中篇在这方面还是很成功的，既表现了战争缝隙中中日不同阵营的农民对土地相通的情感，以及基本类似的人道主义的慈悲情怀，同时又写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不曾折堕的主体立场。

　　叙事意图没错，这不假;但是观众并不是为了什么叙事意图而坐到荧屏前面的。不管有多么高多么先进的伦理或是审美观念想要传达，都不能崖岸自高，而是要以平等的姿态，赢得与观众的心意相通。这也许是出身草根的赵本山的剧作总能先声夺人的一个诀窍。电视这一媒体具备的消解深度的特性，决定了电视剧不能硬讲大道理，不能灌输任何一种情怀，要想深，只能从“浅”开始;要想突入历史，只能从当下的现实找到共鸣点;要想形而上，先从饮食男女开始;要想建立国家民族的整体意识，先从抓住最生动的个体形象开始。不管“从俗”是多么难听的一种批评，但它在电视领域是有合理性的。夹在“唱响主旋律”的宏愿和凡俗的观众趣味之间，要想有所作为，不是一般的难。有理想的导演，请您别泄气!（苏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