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7日

    《时代》笔下讲述的中国当然始终是建立在西方视角之上的，不过，我们不妨透过这面“西洋镜”，看一看其映射出的中国形象。

    “60年，中国人有太多值得庆祝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追逐世界权力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9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9月28日的杂志提前出现，除美国主刊外，其亚洲、欧洲和南太平洋版封面主角皆为中国：金边红心的五角星占据整个封面，“中国时刻”的字样嵌在中央。这篇题为《通往繁荣之路》的文章开篇这样写道。
    在《时代》创刊整整86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这本杂志将繁荣二字直接用在一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也是第一次，将中国与世界权力一词并排印刷。
    如果综观这本杂志历年对于中国的有关报道，你会发现，从对红色政权的恐惧观望到放下身段后的质疑，某种程度上，《时代》周刊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测量发展中国进程的全新样本，而回顾那些曾经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中国话题，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过去60年进行一次清醒的回访。

    1949～1977：悲观审视，遥望“恐怖中国”

    这是中国亮相《时代》封面最为密集的时间段：28年的时间里，有21次封面给了这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蹒跚前行的国家；这也是对中国误读最为严重的时间段：从毛泽东背后爬满的蝗虫、到对台湾耽耽盯视的巨龙、再到有色眼镜下被扭曲的周恩来；深层误读的背后，是西方国度对于红色政权的模糊恐惧：《橡皮共产主义者》《疯狂的跃进》《饥饿的巨人》《孤航》……这些标题饱含悲情色彩，弥漫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与可怖，彼时的西方对中国既有恐惧又有疑惑，他们用“狂热”和“非理性”来形容彼岸的中国。
    《时代》对于新中国的认识始于1949年，这一年的2月7日，在蒋介石8次登上《时代》封面之后，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篇报道的背景是，美国人眼中的亚洲英雄蒋介石眼看失去了中国，而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将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这篇封面报道洋洋洒洒近4000字，绝大部分事实引自埃德加·斯诺写在12年前的《红星照耀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些二手事实，作者还是发出了感慨：“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拼命想抓住未来，但未来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代》第9次将目光对准中国，10月12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为封面人物。题为《呆板的人》的封面文章和满纸的忧虑证明，10年过去了，美国依然没有停止唱衰中国：被孤立的中国、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中苏关系陷入僵持。在文章中，刘少奇塑造成“呆板”、“受制于人”的晦涩形象，这个形象成为《时代》眼中的全部，封面上，神色忧虑的刘少奇背后，是数不清的红色蚂蚁。
    1967年1月，《时代》的开年之作继续将目光投向被文化大革命烘烤得失去理智的中国，毛泽东成为封面人物。他目光炯炯，眉头紧锁，长城化成一条巨龙，将他紧紧围住，形成困局，旁边的文字与画面暗合：《混乱的中国》。在以《蝎子的舞蹈》为题的封面报道中，记者以一种受惊的语气描述了文革中的中国，那种膨胀的热情显然吓到了他，而“蝎子”临死前挣扎状似舞蹈的比喻更暗示疯狂的运动是国家颠覆的前兆：中国到底是要走向清洗后的纯粹社会主义，还是会引火烧身，最终自我摧毁？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时代》始终都在以一种偏见式悲观视角来遥望东方，那么这种悲观在1976年几乎达到极致——这一年是国殇之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领袖相继去世、一场大地震将唐山夷为平地，没有哪一年的悲痛来得如此密集。9月20日，《时代》以“后毛泽东时代”的封面向中国这伟人表达了迟到的敬意，《舵手去世》的封面报道对毛泽东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但它也在担忧，失去舵手后，中国这艘巨轮将航向何处。

    1978～1998：喜忧参半，几度“垂青”邓小平

    世界在这二十年间经历剧变，经济衰退磨掉了西方人的锐气、国家与国家之间愈发紧密的联系、中国国内一场颠覆自我的变革……东方的崛起令人震惊，同时也让人们发现了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中国。2005年，马丁·雅克在《卫报》一篇评论中这样谈起1978年：1978年的尝试创造了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使世界重心东移，权力不再只掌握在欧美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美国人看到了中国融入西方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日趋强盛的中国又令美国政府深感不安。也是从这一年，《时代》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和笔触来审视中国，当然，这种审视，依然充满质疑和忧虑。
    “让中国睡吧，她一旦醒来，世界会感到遗憾。”1958年，毛泽东为封面人物的时代周刊曾经引用过这句话，20年后，当邓小平于1979年元旦再次登上时代封面并被评为1978年度人物时，这句话经加工后再次出现，“中国？那里躺着一个睡着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醒来，他将改变世界。”在以《邓小平的梦想》为封面标题的文章序言中，记者第一次用一种毫不吝于赞美的句式开场：“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壮举！”同时，面对那些迅疾的变化，《时代》也感到疑惑：西方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可以这么迅速地颠覆了自己？这就像让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掉头。
    大概没有谁能够如此密集地登上《时代》封面。仅仅从1978年12月底到1979年2月初，不到一个半月，邓小平连续三次成为封面人物。1979年1月28日，正值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应邀访美。2月5日的《时代》封面上，邓小平再次成为封面人物，旁边大字标题写着：邓到访了。“一个小个子的（才5英尺高），上了年纪的（74岁）中国绅士从华盛顿附近的机场降落的白色波音707上走下，开始了他兴奋的、长达一周的美国访问。”而这次访问，被公认为一次“蜜月之旅”，期间邓小平头戴牛仔帽，向美国挥手致意的友好自信形象也定格在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中。
    1997年，邓小平的辞世不仅令整个中国万分悲伤，同时也令大洋彼岸的美国备感失落，在3月3日最后一次以邓小平为封面的《下一个中国》专题中，《时代》周刊的记者以晦涩而模糊的笔触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悲观，在这篇文章中，美国对于邓小平离世的矛盾心态一览无遗：他们肯定中国的改革，但担心下一任政府会偏离方向；他们不回避中国的巨变，但坚称这是对社会主义抛弃的结果；中国的增长令他们折服，但同时也令他们万般焦虑……文章最后对中美关系作出悲观性预测：“中国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造成“种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可能。最重要的是，一如1976年毛泽东离世的那期专题，20年后，面对中国邓小平的时代的结束，美国所表现出的，仍然是不安与忧虑：邓小平之后，中国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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