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被称为近30年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而中国也由此重新进入世界的视野中心。然而，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依然没有改变。这一切，都与媒体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并没有带来客观和公正。这其中既有国家利益博弈的需要，也有新闻报道传统的影响。

　　西方媒体一向以报忧不报喜著称。无论是对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大都如此。在这样的新闻环境下，社会对事件的了解自然不够全面。比如中国，在他们看来，只有矿难、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诸如此类，就是中国的增长也只被认为是威胁而不是机会。所以每次在陪同法国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时，经常会遇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询问宾馆有没有早餐，怎样划分宾馆级别的。大概他们认为法国没有五星宾馆，中国应该连四星都没有吧。我还记得自己陪同的第一个代表团第一天所发的感慨：“原来中国人也很爱笑”。足见西方的新闻自由造成了多大的误会和误导。

　　其次，西方媒体有报道底线。一是国家利益，二是可以批评政策，但不能反体制。西方媒体的这个特点也自然用到对中国的报道。2004年，中法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期。此时，胡锦涛主席应邀访问法国。法国总统不仅打破外交惯例亲赴机场迎接，而且所有媒体对胡主席一行全是正面报道，警方也对任何抗议人群强力以对。甚至从地铁出来的人只要是穿黄衣服的，立即被强行拖上警车，或者封锁在一角，如有反抗者，立即强行弹压。然而，这样一件在西方眼里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同样的事件在2008年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时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倒过来，支持和欢迎的人群进入不到法国媒体的视野，倒是少数的藏独分子占据了媒体的中心，奥运火炬传递遇到了一边倒的反对。有一位留学生激于义愤，多次给法国媒体投稿，发表不同看法，但都石沉大海。终于有一天，他的一篇文章刊登在法国最大的免费报纸《地铁报》，不料第二天，编辑打电话给他，由于他的文章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以后不得再予采用，而且这位编辑也受到上级的斥责。这位留学生现在在巴黎赫赫有名，就是他在“4·19”巴黎华人大集会上发表激情演说，震撼海内外华人。

　　最后一个影响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是财团。财团对政治、经济、媒体的控制和影响日益深入。许多媒体都是财团控股或创办的。法国电视三台的股东是最大的电信公司布依格，《费加罗》报的第一股东是军工企业达梭。因此，这些财团会根据需要做出自己的反应。去年中法关系最为紧张一刻，中国掀起抵制家乐福运动。这一下家乐福最大的股东、LV集团总裁坐不住了，立即在主流报纸《费加罗》报发表声明和谈话，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把奥运会政治化。一下改变了法国媒体一边倒的格局。

　　正是由于西方媒体表面自由、实质受多重因素控制和影响的原因，包括欧洲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但又由于它们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又使得西方民众对他们的媒体深信不疑。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地球村的时代，双方的误读不但没能化解，反而使鸿沟进一步扩大。这应该是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十分两极、矛盾而又滑稽并存的原因。（摘自法国《欧洲时报》作者：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