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赵振宇教授的一本新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写从新闻业者到
新闻学人30年的心路历程，引来多方人士的嘉许。正像新华社高级编辑徐兆荣所说：“话题所及经济、政治、心理、法律、新闻等理论与实践的多个方面，可见思考宽、涉猎广，且敢言说。这样的思考文字能够出版，表明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作者的言说则表明他一直在思想、努力、行动……并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在。”
赵教授称，这30年我们说了许多话，30年后还有许多话要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我们已经和正在说的变为现实。”目的不是说什么、而是今后还要说什么、做什么，“能说好一些话，更做好一些事。”
巴金走了，我们还寄托于谁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了，赵教授当晚写了一篇评论《巴金走了，我们还寄托于谁》发表在本报。赵教授认为巴金是以“说真话”的思想战士离开我们的。“巴金走了，作为一个讲真话的精神寄托，他走了。但是，作为一种讲真话人的属性应该回归”——事隔四年，他在新书中，又重新提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建立“说了不白说”的有效机制、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等，显示出敏锐的求索勇气和开阔的人文情怀。
少讲假话，讲好真话
赵教授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少讲假话；在更多的时候，争取讲好真话。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真话？他指出，首先，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真话只在私下讲，日记簿里面讲，只在床头讲，洗手间里讲，显然是不行的。既然是讲真话，就应该在大众场所和通过大众传媒来讲，让更加广泛的受众都知道。其二，在岗位上讲好真话。不论做什么工作，在生产、工作一线，了解的情况多，说真话的机会多。其三，对当事人当面讲真话。只有“锣鼓对面敲”，真话讲给当事人听。其四，讲真话要合法规合情理。真话就是心里话，说了就痛快。但是，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传播，说话者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一旦到了大众场所和大众传媒，说话者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