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电6月13日，第14届上海电视节拉下帷幕。对中国电视人而言，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中国电视走过了50年———1958年5月1日晚上7点05分，设在北京市复兴门外护城河畔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播放了中国第一次电视节目，内容有新闻、舞蹈和科教影片等。当年6月15日，同一个地方，电视剧《一口菜饼子》以直播方式呈现在荧幕上，这部只有20分钟的小戏，是中国首部电视剧。

　　50年弹指一挥间，但电视节目文化身份的真正凸现，还是要等到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电视节，从1986年起，上海电视节在见证中国电视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同时，本身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变与不变，从三个“问号”开始……

　　问号一：电视节是大众的节日吗？

　　“在某种层面上，电视节离普通观众越来越远……”20多年来始终关注上海电视节的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有一些变化，人人能感受到：开幕式变“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视节开幕式，灯火通明，彩旗飘扬，锣鼓声声……追求狂欢气氛；现在的开幕式，歌舞表演消失了，代之以专业性论坛，像去年是“中国纪录片30年回顾”，今年则是抗震救灾第一线记者论“媒体责任”。

　　“行内话”增多了：1990年起电视节设立了学术交流论坛，以前尚讨论“消除东西方鸿沟”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如今议论的是“传媒产业投融资的现状和未来”，嘉宾均来自投资界，说的是并购、私募、上市这些让老百姓云里雾里的概念。

　　关注度没以前高了：1988年第2届电视节开幕时，本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满城争说电视节》，当年的电视节还设立市民参与电视剧评选的“金星大奖”，奖品是一台“金星”彩电或一张彩电票。“那时电视节的片子，部部都是办公室议论的热门话题。可现在，我都不知道电视节有哪些片子。”报社编辑许云倩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变化的背后，首先是消费者本身发生了变化。1990年第3届上海电视节，《神探亨特》女主角斯蒂芬妮·克雷默到中国，吃惊地发现大街上人人都认识自己。因为那是电视节目稀缺的时代，《神探亨特》在国内的收视率高达68%，有1亿观众收看。而现在，中国本土电视剧的年产量已突破万部，一部电视剧的全国收视率能超过10%，基本就属于奇迹，观众的口味也日益挑剔，收视习惯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剧、一个节目“老少通吃”的现象已难以再现。

　　“信息单向传播的时代已经过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认为，今后“狂欢节”式的电视节将越来越难办，必须拿崭新的标准来考量电视节的成功与否。在他看来，上海电视节应成为专业化的服务平台，为影视投资、剧本创作和演员主创提供便利。就像影响力很大的戛纳电视节，很少有花里胡哨的东西，也不见明星扎堆，因为定位就是面对圈内人的服务平台。

　　顾晓鸣也认为，上海电视节选择走“专业”的路径是对的，因为电视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越来越细化，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的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产业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但他反感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专业”，“一些所谓的圈内人，动不动摆出一副‘你们不懂’的样子，听不得任何批评，这样理解‘专业’，太浅薄了。”

　　确实，电视文化的本质是大众文化，电视节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提供更新鲜、更具吸引力的节目，让更多群众分享文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基于此，今年的电视节在“专业性”上，多了一些务实，少了一些浮夸，既有面对产业链最上线投资方的讲坛“传媒产业投融资的现状和未来”，也有面对产业链最下端观众的讨论“电视如何吸引年轻观众”。如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总经理王兰柱所说，一切为了实现传媒价值，而传媒价值的实现，最终则是满足市场的各类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走向“专业”的上海电视节，仍是也永远是人民大众的节日。

　　问号二：电视节就是电视剧节吗？

　　“电视节？我晓得的呀，拍电视的明星都来了。喏，蒋雯丽，演《金婚》的，拿了‘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颁奖仪式我看了，蛮闹猛的。”在南京路，一位50多岁的陈阿姨向记者这样描述上海电视节。

　　在街头随意采访市民，记者发现，大多数人眼里的电视节跟陈阿姨讲的一样，就等同于电视剧节。

　　这也难怪，在中国电视业内，电视剧的地位是很高的。这两年统计，电视剧占据了所有电视节目35%左右的收视份额，是所有节目类型中收视比重最高的一类。位于其后的新闻和综艺节目，两者加起来也只有20%左右的份额。

　　对电视剧的热爱，使电视节期间，位于浦东龙阳路新国际展览中心的影视节目交易市场成了许多市民热衷的“旅游集散中心”。这里，无数创意“花哨”的展台正展示着“时令新剧”，而一起出来“展示”的，还有这些电视剧的主要演员：陆毅、陈好、林心如、言承旭、郑佩佩、李宗翰、佟大为……人们在这里拥堵着，只为近距离看看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明星。

　　不仅仅是观众，来电视节“赶集”的，还有众多影视剧制作公司，他们往往是电视节的最大受益方。“我们的军旅剧《红日》，就是在去年的上海电视节上被各大播出机构预订买走的。今年带来的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片《东方红》，也受到了青睐。”长城影业的董事长、《红日》的编剧赵锐勇告诉记者。

　　明星令人瞩目，电视剧令人关注，本届电视节却下决心要在电视剧之外，多一点色彩。其原因，如黎瑞刚指出：随着国内电视剧日常交易机制的成熟，电视剧集市将日益在电视节中弱化。

　　电视节不仅仅是电视剧节，而是要成为电视人集会交流的平台。本届上海电视节有四大主体活动：“白玉兰”奖国际电视节目评选、国际影视节目市场、国际新媒体与广播影视设备市场及“白玉兰”国际电视论坛。此外还有“聚焦动漫谷”动画项目创投、真实导演创投会暨大师班、优秀电视节目展播和大学生电视节等特别活动。电视制作技术设备、电视节目内容生产、节目市场运作及专业电视理论探讨等与电视相关的内容，正成为上海电视节的关注焦点。

　　电视节不仅仅是电视剧节，还要成为承担媒介责任的平台。本届上海电视节的开幕式，主角不是热门电视剧的主演们，而是一群电视新闻记者，讲述了他们在汶川地震一线采访报道的经历与感悟。这场名为《我们在现场媒体的责任》的开幕式，表达了电视人对抗震救灾深切的关注，升华了电视节的人文情怀。据上海电视节办公室透露，取消开幕晚宴与演出的这部分开支，将用来支援地震灾区。

　　问号三：电视节是国际化的节日吗？

　　与以“国际”冠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不同，上海电视节常让人误会是纯中国血统的节日。

　　看，本届电视节上最受瞩目的几部电视剧：《金婚》、《奋斗》、《闯关东》、《士兵突击》……全是国产片，而上海电影节的参展影片里，至少有《老无所依》、《密阳》等国际影坛上颇有争议的外国新片；再看上海电视节的评委会主席，上届是斯琴高娃，再上届是胡玫，本届是张纪中，又全是中国人，不像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有法国人吕克·贝松，本届主席原本是英国著名导演安东尼·明盖拉，其逝世后，接任的中国香港导演王家卫也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担任过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上海电视节办公室的唐冰说，其实，上海电视节历来有“国际”传统。1986年第一届的名称就叫“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不仅是国内第一个电视节，也是中国电视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一个窗口。“上海电视节最吸引观众的，就是会有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外国电影或纪录片。至今我还记得1990年电视节时的日本纪录片《我两岁》，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为两岁的小男孩配了音，是难得一见的佳作。”一位老电视迷告诉记者。

　　“上海电视节的国际化并没有弱化。”唐冰认为。就说去年吧，“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归属意大利电视剧《加法罗尼亚》，最佳男女演员则由英国男演员雷·温斯顿和澳大利亚女演员艾玛·朗获得；今年国产剧在“白玉兰”奖的电视剧类别中大抢风头，但在电影电视类的评选中，来自波兰、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作品“瓜分”

　　了所有奖项；电视节的评委，也有不少国际面孔，像今年的8位评委中，有3位来自美国、印度和塞尔维亚；国际影视节目市场内，大陆以外的展商逾40%……

　　与20年前不一样的是，如今的国际化不是人人叫好，有评论感叹，如今上海电视节的海外参赛剧是“不熟悉，没看过，无共鸣”。对此，相关人士认为，并非有海外明星和热门电视剧才叫国际化。从电视节目本身说，华语作品的文化背景更切合国内电视观众的品味，中国要向海外电视机构学习的，是他们的运作模式和人才培养，这需要电视节提供更实在的切入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电视节鲜明的国际化特色，在国内其他电视节中是鲜见的。两场“外围”论坛如“中俄电视论坛”及“中美影视创作论坛”，就具有相当国际水准。专程从杭州赶来听“中美影视创作论坛”的黄小姐告诉记者：“我正在学习编剧，这场论坛竟然云集了《丑女贝蒂》的编剧希尔维奥·霍达、《迷失》的编剧卡尔顿·库思、《老友记》的导演罗杰·克里斯滕森等，他们的作品在全球范围被观众热捧，能够这么近距离地倾听，就算亲自去美国也未必有机会。”

　　上海电视节是国际化的节日，但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中国的电视产业提供优质平台。黎瑞刚表示：“在上海举办电视节，不是为了让上海的影视力量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是为了让中国的整体影视力量发展壮大。只有中国的整体影视产业发展了，上海的地方影视产业才能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