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1984年毕业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新华社有近10年的编辑经历，而且在香港的一些单位有过管理的经验。这一些经历让他做《IT时代周刊》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个人看过他的博客，非常的深刻。能够在游览迪士尼、看NBA比赛的时候，看出经营管理的规律。这说明，他对问题的看法非常独到，下面欢迎重磅级总编曹健为我们进行讲座。

学生踊跃报名听演讲

　　曹健：

　　大家好！今天能够来到北京邮电大学，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北京邮电大学为我们国家邮电系统，培养了大批顶尖的人才。我自从做《IT时代周刊》以后，采访了很多人，通信企业及运营商绝大部分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广东省电信公司副总是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大家熟悉的唐骏，也是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他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和聊天。所以说北京邮电大学是人才济济。前不久，我参加一个活动，和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的几位教授在一起聊天，他们对整个电信运营体制的独家见解，让我非常的佩服。

　　所以，今天能够来到北京邮电大学和大家交流我20多年成长的经历，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够让大家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少走弯路。 

“成为一个好的媒体人，最关键的一点，你的价值观必须是客观、公正、有道义、有道德水准的。”

　　因为我的名片放在车里面，我先跟大家留下我的联系方式，希望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在黑板上写下联系方式）

　　今天来的应该都是对新闻和写作上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回顾我20多年来的成长，前十年过得是最不痛快，但学到的东西是最多的。我8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分到新华社。新华社是党和国家的直属单位，在报道上注重宣扬党的方针政策。我们是恢复高考之后不久参加高考的，思想上受开放、民主意识的影响，在当时我受到西方的影响，希望追求真理。总希望能够回报国家这么多年的培养，希望真正的发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当时的体制之下，你个人的爱好和志向并不重要，党的需要、单位的需要才是你的第一志愿。现在这一些话听起来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在当时，这是主流的思想。

　　我分到新华社第一个工作，是做校对和画版。大家拿到这一份报纸就会知道，就会知道什么是画版，图片和文字放在哪儿，标题用不同的字，字距和行距是多少。因为当时没有电脑排版，都是铅字，工人在几千平方米的车间里面捡字。比如说毛主席用黑体字、宋体字、楷体字等，熟练的工人闭着眼睛都能够摸着这一些字体，几号字他们也摸得很清楚，但是浑身是油。拼版我也在现场，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得修整。我在新华社做这一个工作两三年，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笔财富。但是当时我心里只希望尽早发挥自己的才干。因为我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文人，做小说、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而且也发表了不少东西，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记得去新华社之后买了一件羽绒服，被工人拍得全是机油，当时没有洗衣机，用手洗，北京的冬天非常的冷，但是怎么洗都洗不掉。当时一件羽绒服很贵的，好象是20、30块钱，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这就是我最初工作时的情况。  

　　当时的体制之下，是一层一层的压着我们的人才。看我们有的老同志，被压了几十年，到退休还是一个普通的编辑记者或工作人员。

学生们在认真倾听讲演

　　今天跟大家讲这些东西的意思是，那时候体制和现在是有天壤之别的，现在的体制下，你有本事和能力马上能够成功，马上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这个体制同样也给你带来陷阱。0.001%的人在目前体制下可以成功，99.999%的人不能成功。不知道这话你们能不能体会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了新华社，刚好有一个机会让我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媒体，那一个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统治的。我才发现我们整个媒体思想和西方完全不同。在香港，媒体是什么？媒体就是商品，媒体和我们每天早上买的包子是一样的。到了商店和零售报刊亭，它是新闻产品；在编辑部，它就是一个产品。它具备了产品的所有属性。它必须要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我们国内的媒体只要做喉舌，只要领导者满意。在90年代初，我就感觉到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订阅、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内媒体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这一个思想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当时很惊讶，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竟然把媒体当成商品来看待，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来自内地的媒体人。

　　后来我访问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对媒体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思考后我得到一个结论：政府出钱、帮政府讲话无可非议。成为一个好的媒体人，最关键的一点，你的价值观必须是客观、公正、有道义、有道德水准的。当然新闻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也是不可能，所有新闻是有倾向性的。但是这种倾向性的基础上，尽量做到客观公正的报道一个事情，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的属性。最近几年，《华尔街日报》走下坡路了，那我们就看《纽约时报》、CNN，我经常跟我们的记者讲，学习美国媒体报道的优点，比如说思科公司推出最新的网络传真的产品，请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去报道，没有问题，也是可以去报道的，但一定有三个要素要写到：

　　第一个要素，首先可以写思科公司推出这个产品将改写这一产业的历史。这是第一段，可能大张旗鼓的写。

　　第二点，一定会写思科公司不好的东西。比如思科公司在历史上推出类似产品的事件回顾，事实证明这些产品是失败的，当时的新闻稿是在吹牛。

　　第三点，找出第三方权威性的评论。思科推出这一个东西的危险在哪儿，可能面临的挑战在哪儿。

　　这是一个全面的、客观的报道。而我们国内的大部分媒体不是这样，新闻发布会请他们去报道，回来记者发的稿子就是在讲这一个公司怎么好，除了好，还是好。说起来，就是一个公关稿。一个客观公正的报道不是这样做的。

　　同样，报道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文化也好，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新闻金字塔理论，重要的，次重要的，不重要的内容，应该用什么样的比例和篇幅去报道。还提出有战争、有冲突、人咬狗才是新闻，而狗咬人不是新闻。这是我接触资本主义国家媒体最大的体会。

学生们纷纷举手提问。 

　　后来，我从香港工作回到国内，有一个机会搞一本杂志。也就是《IT时代周刊》的前身《广东电子》，前任主编因为敲诈勒索企业，就被停刊了。所以当时的主管领导找到我，希望我来接手。其实，我在1999、2000年的时候，连IT两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代表什么都搞不清楚。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赶上信息科技的浪潮。但是，凭借我对媒体这么多年的把握，我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担子。但当时我提出，做这份媒体要用一个新的体制，财权、物权、人的任用权都由我们来支配。同时这本杂志必须要有资本运作。不可以拿着刊号、主办单位的权威、领导的批示就到处找赞助。也不可以拿人家负面的新闻去敲诈别人的广告。所以，当时融资了300万美金来做这份媒体。

　　当时国内的IT行业还是很前沿的，包括很多研究生、本科生，都不知道IT的英文缩写代表什么。所以我们招聘的时候，谁能够回答得出IT英文代表什么，这个人明天就可以来上班。说起来可能是笑谈，但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电脑办公就更别提了，当时我们的文件基本上是打印出来之后签字审阅，很多报社稿件甚至都是手写的，一审二审要签发单子，不像现在都是无纸化办公，也不需要打印出来，这7、8年变革太快了，是IT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工作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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