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央视新闻频道的收视在最高时达7.5772，翻了6倍，达到该频道开播以来最高的收视。抗震直播导演刘桂林表示，这与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支持分不开，“媒体的发挥需要有一个空间，这是一个机会。”

　　灾难时刻的信息传播之一：中央台，站出来！

　　文/邝新华 来源：新周刊

　　中央电视台二楼大厅，一张大海报立在墙边，上面是四川灾区地图。确切地说，是该台前线记者的分布图。左下角有一个总数：145。5月18日，经济中心又有一批记者奔赴前线，这个数将要改成150多。

　　从海报旁边进去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正中央有一张椭圆形的大办公桌。

　　“完成了什么任务……这都是废话；损失十分严重？这都不用说。要是这稿子有一丁点新闻性，我都能给你上。”坐在桌子前的采编部副主任李昕右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左手拿着一篇稿子抬头跟旁边的中年男编辑说，语言中带着北京人与生俱来的讽刺与幽默。前方的稿子很稀缺，但还没到来什么就上什么的地步。

　　5月18日上午10点多，白天的总值班李昕正在准备着当天下午的一个报道，他翻开右手的文件夹，开始跟已经站了半天的青年女编辑说话：

　　“本来想做一个生命的奇迹，现在看来要改变一下。目前有三个片子，一个是123小时的营救，有详尽的直升飞机运走的镜头；一个是124小时，据说很生动，你可以重点用这个；还有就是129小时的一个，昨天夜里11点多抢救出来时还活着，最后抢救无效。你也想一下，大概叫与死神赛跑。有的赛得过，有的赛不过。三个的衔接就用一个黑屏，把人名、地点、被埋时间都列出来，然后立刻就出记者。”

　　第二现场

　　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采编部办公室。自5月12日15时开始，来自灾区第一现场的信息在这里加工后，通过电视信号传播到世界各地。对灾区的情况，可能很多灾区人民都没有远在千里之外的这个办公室的人清楚。

　　办公室的现场感很足。墙正中挂着一个大型投影幕，实时播放着CCTV新闻频道。投影幕左右两侧共有8个电视屏幕，分别放着CCTV新闻频道、CCTV-1、CCTV-4，BBC、CNN、凤凰卫视和四川卫视。办公桌上放满了报纸、选题单、磁带、电话和前线记者的联系花名册，坐在桌子旁的人正在开会、打电话、吃饭、发呆和发困。

　　人们的状态跟现场的状态是一样的——忙乱。桌南边的人接起电话，突然发现打电话的人在桌的北边。“有这钱可以捐到灾区了，坐在对面还打！”电视声、说话声和吼叫声占据着整个空间。

　　李昕笑着说：“这两天好多了，前两天乱成一锅粥。晚上开会到两点多，第二天六七点都得来了。”

　　这个杂乱的房间唯一能安静下来的情况是，一位满脸严肃的人走进来时说：“你们在编节目的时候，别按消息类的东西来编。镜头要长，要放开，不能剪得太多了，把原生态表现出来，要那种第一现场的感觉。”办公室里的人把这位称作大领导。

　　这帮忙乱的人支撑着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5月12日15点开始的持续一百多个小时不间断的电视直播。

　　第一反应

　　5月12日下午两点半，中央电视台与灾区一起被震撼了，不少在高层办公的记者编辑跑到楼下。同一时间，各地方台也传来当地有震感的消息。宋镜是当时新闻中心的值班制片人，新闻人的第一反应让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地震来自何方，强度如何，哪些城市感到震感？她立刻联系各地方台、地震局和气象局的记者，以确定这条新闻应该怎么做。

　　十几分钟后，跑地震局的记者发来报道，宋镜确认了震级、震中等等关键信息后，把这条口播新闻交给了当时正在为新闻联播化妆的海霞。15点，地震发生32分钟后，一条关于汶川地震的消息由刚化完眼线还没来得及化其他妆的海霞传到了全国各地。

　　“当时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只知道涉及的范围很大。”宋镜说，“消息在两分钟以后重播了一次。”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宋镜不停在办公室搜罗各个渠道的信息，地震局、气象局、新华社、地方台……所有能搜罗到消息的地方。当时正好有一个记者正在四川出差，“我3点多跟他联系上，了解完情况以后，就在4点钟通过四川电视台做了第一个现场报道。”

　　也在这个时候，新闻中心的高层决定持续直播，“第一步是把人撒出去”。在海霞播放新闻的下午3点，第一批记者已经聚集在首都机场。另一批时政记者于16点50分跟随温家宝总理从西郊机场起飞，19点50分到达成都。也在这个时候，军事部和时政部的记者，迅速联络各大军区。最早到达成都的记者是在12日下午从北京南苑军用机场跟随救灾队伍出发的6人，其中包括新闻中心副主任王晓真、采编部主任许强和军事部的副主任冀惠彦。到13日，新闻中心派往成都的记者已达58人。

　　抗震直播导演刘桂林说：“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报道活动。抗冰雪也是突发事件，但经过了三四天才成为频道主体的直播事件，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次没有这个过程，走的时候都特别仓促，充电器、衣服都没有带。”

　　12日，直播导演王昔在下午5点多接过宋镜手上的直播时，也体会到事件的突然。那一天她已经把行李打包好放在车里，正准备到南通进行另一场直播。在当地情形无法得知的情况下，王昔有临危受命的感觉。怎么做这个节目是个问题。

　　“那天晚上打谁的电话都打不通。只能是等着他们那边想尽各种办法找固定电话打回来。好判断一下我们能做什么。第一天第二天处于一个信息极其匮乏的状态。”王昔说，“因为不是在做一个规划好的东西，没法安排时间，所有的人都是在待命状态。”

　　这种待命的状态体现在内容上就是，一个小时后的节目，要在现在讨论决定并立刻执行。直播也一个一个小时地往后延续。“时间到了12点、1点、2点，觉得还是不够，于是继续往后延。”刘桂林说，“13号那天是4点半结束的。到目前为止，中央台的直播在一天内还没有持续这么长时候的直播。”

　　王昔在6天之后回忆时，身体已经很虚弱。“那两天基本上就两三个小时眯一会。第三天才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

　　在采编人员疯狂挖掘灾区信息的同时，新闻中心也针对地震报道重新设置组织结构。就在直播的一个小时后，新闻中心高层决定把专题和专栏的播出打破。一天后，全中心的工作人员重新调配，随后编成两个系统，统一调度。一个是直播系统，分四个导演组，分别负责凌晨、上午、下午和晚上四个时段，轮流作业，维持直播。另一个是公共系统，分成12个小组，分别负责前方物资供应、地方台信息收集等等。整个新闻中心变成了一个地震报道组。

　　新闻中心策划组制片人穆莉说：“除了外派的记者，我们中心留在家里的，都不同程度地介入这次报道。刚开始是打一场遭遇战，但之后就应该是一场有组织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终点。”

　　直播综合征

　　由于长时间的直播，一种寻找记者和寻找信息的焦虑笼罩着整个采编部。

　　“刚开始时信息非常匮乏，画面回不来，通讯通不了，只是偶尔打过来一个电话，才能了解局部的情况。能支撑下来挺不容易的。”这是总导演刘桂林说的，“一个采访需要有采访对象，需要有传输方式，但这些在当时当地都不具备。采访环境多变。记者采访的内容、对象都是不可控的，像以前找宣传部，再带下去，这种模式就完全没有了，跟到伊拉克报道似的。”

　　最困难的还不是找不到采访的人，而是你找到了采访的人和采访完了以后，你不知道怎么从那个电话打不出去的地方把视频、音频和文字传回北京。

　　据负责前方记者联系的副制片人李清波的介绍，从前方往回传输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卫星传输，一个是广电系统内部的传输光缆。刚到达灾区的记者，手上没有装备的，都尽各种渠道联系来卫星车。在接下来的几天，新闻中心综合编辑部向前线发送了14批应急保障物资，包括近百件编辑传送设备和药物等。

　　“今天上午还运了一辆卫星车过去。”李清波说：“每个省台跟我们都有内部光缆，每个地市跟省台也有传输光缆。采访完以后，没有卫星车的记者需要到有光缆的电视台把报道传输回来。比如说在德阳采到的报道，就可以从德阳传到成都，再传回北京。”

　　当卫星车也没有，光缆也被震断的时候，还可以找个地方上网，通过宽带传输回北京。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只能找个地方充电，进行电话连线直播，直接跟全国人民说。

　　“我们的选题是随时定的，选题定下来以后，再去分头落实，比如说我们希望记者在什么地方能有个直播。但落实到资源怎么样，能不能走到那个地方，都说不好。”刘桂林说，“香港回归、‘神六’升天，事先是可以设计的。这次只能是凭着想象，希望向哪个方向做，但前方根本不可控。”

　　“非常非常困难，雪灾的时候，也就郴州、京珠高速韶关段这两个地方的信息有点闭塞，其他地方的情况都是掌握的。这次很不一样，一开始过去都没办法布点，甚至两个记者在同一个城里都没法联系上。图片也只能用海事卫星电话一帧一帧地传过来。”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结束了，随着灾区通信的恢复，汶川的第一个视频在14日传送回来，各种报道都变得容易。长期持续的直播导致在18日当天采编部出现了磁带荒。“刚才我跑到库里也翻出来一盘，空空荡荡的。抗冰雪的时候还每天晚上清带呢……”一个女青年跑来向刘桂林汇报。

　　“那是安排了人了，这次没安排过来……”这次“观众的期望值特别高”也让刘桂林感到压力很大。“平时总觉得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竞争的时候没什么优势，但越是到这个时候，观众越是到传统媒体来求证很多信息的真伪。”

　　穆莉介绍说：“已经有113个国家和地区、298个电视机构使用了我们的直播信号。我开始以为我们频道用了CNN的信号，因为CNN的台标在左下方。后来才知道，正好相反。”

　　根据刘桂林的经验，“每次大事我们的收视都会有几倍的增长，但这次特别突出，(新闻频道的收视)平时只有1.2左右，13日新闻频道在最高时达7.5772，翻了6倍，达到该频道开播以来最高的收视。这个数的另一个峰值是2005年“神六”升天，只有5.11。”

　　对于外界对新闻频道这次快速反应的赞许，刘桂林表示，这与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支持分不开，“这次是很不一样的，表明了政府强大的执政能力。媒体的发挥需要有一个空间，这是一个机会。”

　　无论是刘桂林还是李昕都觉得，这次只不过是时间长一点，对于一个新闻从业者来说，直播的内容对其工作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李昕说：“奥运的时候也差不多，只是没这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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