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增多，受众对新闻报道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虽然媒介提供了大量信息，消除了受众的疑惑，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但是报道失度往往带给受众一种媒介恐慌。新闻报道如何在把度过程中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在消除受众疑惑的同时消解媒介恐慌？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媒介为何引起恐慌

　　媒介恐慌研究的开端和经典案例，是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演播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9.11”事件之后，全世界的媒介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具体的灾难事件中，充斥着连篇累牍的恐怖事件报道以及视觉刺激。至此，“媒介恐慌论”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国际学术会议都将媒介与恐慌列入了讨论范畴，有关媒介恐慌的研究逐渐成熟和深入。

　　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是国内较早研究“媒介恐慌论”和“媒介恐怖论”的学者。他认为，媒介恐慌论是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由此可见，媒介恐怖论是一种社会心理以及受众心理的研究，这种媒介恐慌心理的形成需要诸多诱因以及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要达到消解媒介恐慌的目标，必须首先了解媒介恐慌形成的条件。

　　从媒介恐慌的含义中可以看出，其形成具有三个必要条件：

　　首先，媒介恐慌的产生前提是社会恐慌事件。媒介恐慌论中社会恐慌事件的主体是突发性公共事件，即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因此，社会恐怖事件紧急性、相关性、危险性等特点，使其极易引起大规模的恐慌情绪和社会骚乱，尤其在我国，各种体制和法律还不健全，应对社会恐怖事件的能力有限，更易引发意料之外的突发性事件，媒介恐慌的原材料即来源于此。

　　其次，媒介恐慌的形成动力是恐慌事件的大规模报道。除了媒介恐慌的表现者——受众之外，媒介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主角了。正是媒介对社会恐慌事件的大规模报道才使得受众感受到了周遭的无形的压力，从而形成可怕的集体恐慌情绪。如若不是亲身经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都会从媒体上寻求相关信息，了解事件的最新动态、采取必要措施，并以此确认和确保自身及社会的安全。受众的这种心理和社会根源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众媒介对社会恐慌事件的挖掘和报道。可见，受众需求与新闻报道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两者极易在彼此间产生直接影响。

　　最后，媒介恐慌的最终结果是更多恐慌的产生。如果受众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能够辨别媒介信息的真伪和虚实，那么就能够从主观上抑制媒介恐慌的产生。在媒介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报道之后，不会产生更多的恐慌情绪。但事实并非如此，多数受众并不具备对不良媒介信息“免疫”的能力，往往会不自觉地被媒介报道左右，将报道中的恐慌情绪植入内心，导致更多恐慌的产生。

　　“窝窝头”报道有无“色素超标”

　　新闻报道究竟是如何导致受众的媒介恐慌的？我们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案例中看出些许端倪。

　　2008年6月初，杭州一下子出现了众多玉米窝窝头店铺，据说一家店铺每天能卖出三四千只，而且居然出现罕见的排队购买的现象，店主不得不限量供应。然而仅半个月后，当地媒体一篇《红遍杭城的玉米窝窝头遭消费者质疑》的报道，将小小的窝窝头当头一棒。此后，不少媒体纷纷对窝窝头的原料配方进行追踪，工商、质监等部门对其进行了检测，查证了部分店主为了增添窝窝头玉米的“色感”而违法添加柠檬黄色素。几乎一夜之间，窝窝头店铺门可罗雀，由此迫使60多家店铺有三分之二倒闭。

　　“色素门”事件，再次证明了媒介在公共事件中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一篇几百字的报纸文字报道、一段一两分钟的广播或电视报道足以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引起轩然大波，甚至由此导致一个流行小吃的土崩瓦解。

　　虽然经过舆论的曝光和质检部门的处置，媒体似乎顺利完成了“客观报道事实，维护食品安全”的使命，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此之前，杭州就曾有过类似窝窝头境遇的“土家掉渣饼”事件。起初同样是满城排队争购这个“名牌小吃”，后来同样是媒体爆出个别店铺质量出岔，最后同样是所有店铺遭遇“灭顶之灾”。时隔数年，在这座倡导“和谐创业”的城市里，居然没见一家店主恢复元气，重操旧业，可见媒体带来的“土家掉渣饼”恐慌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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