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风流人物辈出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李俊虎若不能出几天名，就运气太差了。

　　先看看这个河南偃师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应该出名的理由：

　　5月8日晚，李俊虎对农民施工队说：“你们找了新闻媒体又有什么了不起？以前来的几家不也让我们摆平了吗？人民日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他们不喝我们的水，不吸我们的烟，不吃我们的饭，不住我们安排的宾馆，那也没关系，说到底也是新闻媒体，真的出了事也由上任局长的担着，与我没关系。何况，我已到省、市土地部门走访过了，还给市领导作了汇报。告诉你们吧，我们在2005年已经把局里的帐目做好了，天衣无缝，就是中纪委来了我们也不怕。国家的钱谁花不是花！你们几个农民施工队还想告倒我们土地爷，真是笑话！我们局里的干部只要不把每人分得的3万元说出去，谁也没门！帐上又没显示，司法部门只检查来往帐目，不查规划设计和施工图，更不查那批土地复垦资金的分配方案。你们要告就告政府，要抓就抓前任局长。我们现在是垂直上挂单位，当地政府也没办法我。人民网不是也登出来了嘛？那都是电子垃圾，人民网记者都是混蛋！偃师市市委书记不是也找我们谈话了吗？不是也让我摆平了吗？我们啥事也没有。我这个土地局长不能和其他的局长相提并论！”

　　交待过李局长的事迹，要特别说明：本人由衷地赞赏李局长的快语，他没有和公众躲猫猫，反而痛快淋漓地捅破中国社会的一个真相，要知道在官场上如此的公然言论，对其政治生命而言仍然还有可能是自杀式的。所以我十分怀疑这个李局长是不是身体力行地要做官场的“人肉炸弹”或在演着一出《无间道》。（30日午夜，本文还没写完，看到网上有消息说，李俊虎本人出来辟谣了，说从没有攻击过人民网。无碍，还有既往事实可以援引。。。。）

　　2003年在“星空论坛”时我曾发帖让星空时评的朋友关注“诸侯经济”，虽然我绝对反对中央集权，但那段时间我们集中做的一件事情却是通过整合新闻信息来“打击土围子”——地方权力日益猖狂的滥权行为。

　　现在想来，当时更该直接提：在不同政治势力分肥，形成的“诸侯政治”有多乱？

　　我那时热衷打击“土围子”的热情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这里就不说了；另一个原因是早在1995年我就有的一个判断：在政治改革裹足不前下，经济放权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皇帝没起跑，土匪又来了”。也就是说，各个地方的权力包括最基层的权力都会因为经济利益的刺激从过去的因循无为状态，一变为迅速兴奋勃起，产生不可扼制的权力寻租的犯罪冲动——权力私有化程度的迅速加深，从而也必然导致不同权力部门的黑社会化。老百姓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打击一个土围子如果能见效，或许能帮助受害者减轻点灾难，比如陕西夫妇家中看黄碟案，比如陕西麻旦旦“处女嫖娼案”。

　　举个具体的例子，湖北荆门市沙阳县有个马良镇，马良镇有个居民王定国。2000年有个新闻报道说，当地镇政府以收提留款利息的名义，把王定国一家三口打得当街跪下，磕头求饶。

　　看看马良镇的黑化政府是如何自我辩护的。马良镇的人大主席团副主席邓念彪对记者说：“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是姑息刁民，会搞垮基层组织，损害基层干部利益，你们记者就是同中央一个鼻孔出气。”

　　一个小小的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就敢这么轻蔑地谈论“中央”，你是不是觉得很诧异？

　　2005年11月11日上午，已经退休的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候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消息一出，舆论一片惊呼！

　　国人的记忆力实在差劲得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当此时，大中华早已“遍地是夜郎”了。

　　还有，十七路诸侯联手收拾喜欢搞异地监督的《南周》事件，知道这事的人不多，这就更早了（大概是1998年）。

　　“实现四个现代化”，想必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改革开放初这句动听的口号吧。

　　现在的中国，其实有个“四化”已经相当普遍地实现了，这“四化”就是：1、公共利益地域化、2、公共利益部门化，3、公共利益行业化，4、公权私有化。

　　2004年，《行政许可法》出台，官媒颇为卖力地唱了阵赞歌，说什么这可以有效“规范政府的滥权”行为。

　　相当搞笑的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被“规范”了，反而是权力的“四化”被荒唐地“法制化”起来——变成合法的堂尔皇之的腐败。

　　以“三公消费”(三大毒瘤）之一的公车消费为例，看看作为当今中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官员是怎么把利益“法制化”。

　　1994年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规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这显然是说，除了正部、省级以上干部，连副部、副省级干部都没有资格享受“一人一车”的专车待遇，更何况厅局级以下的干部？

　　还记得吧，90年代中期就有了这样的民谣：“职工拼命干，挣了三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

　　然而这么多年来，公众一直强烈要求进行“公车改革”，结果他们得到了什么回报呢？

　　看官媒上披露的数字：1991～1995年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平均递增27%，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公车350万辆，含司勤人员在内年均耗用3000多亿元人民币，，一些经济欠发达地方公车消费已占财政收入比重10%左右，占财政支出的6%～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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