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9月下旬，位于河南省会郑州东北约200公里、与山东毗邻的濮阳市，笼罩在一丝微妙的气氛中。

　　濮阳是中国最大的三聚氰胺产地。当地企业河南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原大化）6万吨产能，在整个亚洲首屈一指；此外，还包括濮阳市三聚化工有限公司（原三安化工）以及众多小型化工企业。

　　或许因为是外地口音，当《财经》记者在一些挂着“化工”标牌的商店试图购买三聚氰胺时，遇到的全是警惕的目光。在濮阳市濮阳县，记者转了三家化工原料商店，仍然一无所获。在三聚化工有限公司公司，记者试图了解一些情况，也被拒绝进入厂区。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不仅当地质检、工商等部门加强了对整个市场的监管，国家发改委调查组也已经前来调查三聚氰胺的销售渠道及具体产品流向。

　　三聚氰胺，这一在174年前首次被德国化学家贾斯特斯冯李比西（JustusvonLiebig）合成的物质，如今向世人显示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黑暗世界”。

　　从中间体到添加剂

　　三聚氰胺（Melamine）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工中间体，分子式为C3H6N6，分子量为126。这种白色无味的晶体粉末状物质，目前主要是通过尿素合成来生产的。大约每3吨尿素，可以产出1吨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与甲醛经过聚合反应，可以生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在添加无机填料后，这种材料就可以制成模塑制品，包括餐具、日用品、地板等。这种塑料优点很多，如不易着火、耐水、耐热、耐老化、耐电弧、耐化学腐蚀，并具有优良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在建筑和制造行业内有着广泛的应用。

　　以中原大化为例，据《财经》记者了解，除了四成左右的产品直接出口，国内主要的客户是一些建筑材料企业。其中就包括生产地板的德国科诺、圣象集团等。

　　近年来，中国建材市场迅速膨胀。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每年全国约70万吨三聚氰胺的产量往往难以满足需求，仍然属于“紧俏品”。纯度在99％以上的三聚氰胺的价格，目前单价每吨可以达到11000元至12000元；即使小企业从粗品中提纯获得的纯度略低的产品，价格也在每吨8000元左右。

　　2007年，随着“毒宠物粮事件”在美国曝光，三聚氰胺的另外一个不寻常的用途也被呈现在全世界面前：部分中国企业在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中非法添加这种化学物质，从而诱发了大量猫狗死亡。

　　之所以选择三聚氰胺作为非法饲料添加剂，是因为其含氮量高达67％。目前通常采用的“凯氏定氮法”（Kjeldahltest），是根据饲料中的氮含量来推算蛋白质含量，因此，加入三聚氰胺，就会使得测量出的蛋白质含量“虚高”。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50年前，就有美国人申请过以此作为饲料添加剂的专利。因为在牛这种反刍动物的饲料中添加少量的非蛋白氮，往往还是有益的。

　　非蛋白氮是指真蛋白（多肽）以外的其他所有含氮物质化合物，主要包括一些有机非蛋白氮化合物，如氨、酰胺、胺、氨基酸和无机氮化合物如铵盐类。非蛋白氮饲料一般被作为反刍动物蛋白质营养的补充来源，其本身并不能为动物提供能量，但非蛋白氮可以和反刍动物特有的瘤胃微生物反应而合成蛋白质。

　　非蛋白氮一般来自于工业氮，所以选择非蛋白氮作为反刍动物的饲料就节省了很多成本。目前的非蛋白氮饲料，包括尿素、氨水、硫酸铵、碳酸氢铵、氯化铵、磷酸铵、糖基尿素等。尿素含氮量最高达46％以上，价格为每吨2000元比较便宜，因而尿素往往成为非蛋白氮饲料的首选。当然，非蛋白氮的含量也需要严格加以控制，过多添加会造成奶牛中毒甚至死亡。

　　既然三聚氰胺的含氮量还要高于尿素，人们自然也考虑将其作为非蛋白氮候选对象之一。不过，到了1978年，人们就意识到，三聚氰胺并非一种合格的非蛋白氮来源，因为这种物质的水解作用既缓慢又不彻底，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就是这种被证明难以起到改善营养作用的物质，最终却被大量添加进动物饲料，乃至人类直接进食的奶制品中，并最终酿成人间悲剧。

　　条条“大路”进奶粉

　　三聚氰胺是在哪个环节、通过何种渠道被加入到牛奶中去的？三鹿集团声称，是一些不法奶站经营者非法添加，最终造成了奶粉污染。然而，《财经》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其可能的链条或许要漫长并且繁杂得多。

　　一位饲料业内专家对《财经》记者坦言，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尽管在去年农业部出台了相关禁令，但这种非法行为实际上仍然遍地开花。

　　《财经》记者在濮阳采访中也了解到，不少奶农都习惯在饲料中添加一种俗称为“白粉”的化工原料。从其形态等外部特征来判断，很可能含有三聚氰胺成分。

　　三聚氰胺本身是一种代谢惰性物质，进入奶牛体内的这种物质，会原封不动地或者以化学性质类似的同类物形式排出体外。因此，上述专家表示，不排除原料奶中因此含有微量的三聚氰胺成分。

　　不过，一个问题在于，按照目前的三聚氰胺价格，在饲料甚至原料奶中添加这种物质，从经济上而言似乎并不合算。

　　答案很可能在生产三聚氰胺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中。濮阳市化工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以他所了解的某企业为例，几乎每两三个月，都会集中产生一批废料。这种废料的价格往往非常低廉，在2005年之前几乎是免费处理的。现在虽然价格有所上涨，但高者也不过每吨700元至800元。

　　《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专业检测报告显示，在纯度较高的废料中，三聚氰胺的含量往往可以达到10％至20％；即使纯度较低，其有效含量往往也在4％到5％之间。如果利用这种废料，可以大大降低添加三聚氰胺所需成本。

　　在河南濮阳当地，不少这种废料的收购者，均系一些小型甚至家庭作坊式的化工厂。这些工厂不具备生产高纯度三聚氰胺的能力，但可以用废料做一些初级的加工和提纯，并转手销售。

　　考虑到三聚氰胺本身只是一种微溶于水的化学物质，通过饲料进而转移到原料奶中的浓度也十分有限。上述说法，或许只能部分解释奶制品中三聚氰胺的来源问题。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抽查结果，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最高达到每公斤2563毫克。一些业内人士指出，某些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如此之高，很可能与奶粉厂家的另外一层“潜规则”密不可分。

　　为了降低成本，在低档奶粉中，不少奶粉厂家搀入廉价的豆粕粉碎成的蛋白和其他填充剂。“或者奶粉厂家收购的豆粕等蛋白产品本身就被搀进了三聚氰胺，或者厂家自行添加，这都有可能。”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毒性未卜

　　“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不久，9月11日，中国卫生部就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联系，希望其协助对三聚氰胺的毒性进行评估。

　　世卫组织北京代表处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其总部的相关专家帮助搜集和整理了国际上不少现有的研究资料，转交给中国卫生部。

　　但遗憾的是，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三聚氰胺动物实验得到的。由于尚无三聚氰胺的直接人体试验数据，只能根据动物实验外推其影响。

　　2007年5月24日，在美国“毒宠物食品事件”爆发后不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美国环保局（EPA）以及国土安全部曾经联合发布《三聚氰胺及类似物安全性与风险中期评估》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三聚氰胺被定义为一种低毒甚至微毒物质，“只有大剂量暴露时，才会对动物产生毒性”。

　　不过，该报告也承认，这些实验绝大多数都是在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身上进行，针对狗的也仅有一例。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显示，在不同的动物模型中，三聚氰胺表现出的毒性并不相同。

　　因此，报告一方面强调，对于哺乳动物而言这种物质是低毒的，即使畜禽食用含三聚氰胺的饲料，其肉、蛋等产品仍然安全；同时，亦强调目前尚未在猫甚至人身上做过类似的实验。

　　美国公共健康协会（APHA）的主任乔治本杰明（GeorgesBenjamin）是该报告的六位评审专家之一。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坦言，目前对于三聚氰胺的人体毒性仍然知之甚少。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相对于成年人而言，儿童更容易受到这种物质的损害。迄今为止，因为食用被污染的奶粉而罹患肾结石的都是婴幼儿，尚未发现成人因此患病的个案。

　　9月17日，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专家对受污染婴幼儿配方奶粉进行的风险评估显示，以体重7公斤的婴儿为例，假设每日摄入奶粉150克，其安全预值即最大耐受量为15毫克/公斤奶粉。这个标准，要比美国FDA制定的三聚氰胺可容忍摄入量为每日0.63毫克/公斤体重的标准更为严格。

　　不过，《财经》记者注意到，卫生部至今仍未对这一风险评估过程做出更详细的解释。记者并询问了一些业内专家，他们对于15毫克/公斤奶粉的来源，也都知之不详。

　　早在去年的“毒宠物食品事件”时，就有专家猜测，之所以大量宠物死于被污染的食品，除了三聚氰胺，很可能与其中含有的同类物三聚氰酸（Cyanuricacid）有关。即两种物质一旦大剂量共存，就会产生协同效应，产生的毒性远大于简单的叠加。

　　此外，在动物实验中，三聚氰胺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致癌性，但国际癌症研究组织（IARC）并未将其列为可能的致癌物。这是因为三聚氰胺并没有表现出遗传毒性和直接的细胞损伤作用。尽管结石有可能会进而诱发癌症，也只是一种间接的机理。但考虑到中国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中毒事件，之前尚未有先例；或许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确认是否会真正诱发癌症。

　　威胁无终点

　　如果奶粉或者液态奶中出现的三聚氰胺果真是由于添加三聚氰胺废料引起，那么，值得担心的不仅仅是这种物质。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种废料中除了含有一定含量的三聚氰胺，往往还含有尿素、氨、硅胶、硝酸钾、亚硝酸钠、冰乙酸、活性炭等物质。其中的亚硝酸纳是国际上公认的致癌物之一。

　　此外，200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以一种名为灭蝇胺（Cyromazine）的常用农药为例，其降解之后的惟一重要产物，就是三聚氰胺。

　　目前，科学家在莴苣、芹菜、西红柿、土豆甚至蘑菇等农作物中，都发现有残留的三聚氰胺。尤其在蘑菇中，其残留最高达到每公斤17毫克左右。

　　鉴于其可能的潜在危害，加拿大已经在今年开始制定更为严格的灭蝇胺最大残留限量（MLR）标准。但《财经》记者查阅了国内的资料，并未发现相应标准。

　　农药残留对于食品安全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话题，也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软肋”。

　　9月17日，在河南郑州开幕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届年会上，前来参加会议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研讨会的南昌大学副校长谢明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此颇为忧虑。

　　他指出，截止到2004年，国际食品法典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涉及176种农药和375种食品；而在中国，仅对45种粮食、水果、蔬菜、肉等食品中，规定了104种农药允许的最大残留限量。

　　此外，在中国已批准的1500多种食品添加剂中，仅有250多种制订了国家标准，很多食品添加剂都缺少残留限量标准的检测方法。对已广泛使用的酶制剂、氨基酸或蛋白金属螯合物、转基因产品、抗生素、促生长剂等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标准制定，基本上仍属于空白。

　　对于抗生素在农业中滥用可能造成的危害，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教授石磊深有同感，因为这有可能催生超级耐药病菌的滋生和蔓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警告说，如果说三聚氰胺威胁尚可以通过新的标准和检测技术来加以解决，那么抗生素带来的挑战显然更为严峻。

　　或许，单纯建立覆盖三聚氰胺这一“元凶”的标准体系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中国完整的食品溯源体系以及预警体系，并推动国家食品安全从技术上和制度上的全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