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万千声音中的一个

　　整个社会要有一种包容。不能因为有不对的声音，就连对的声音都不能说了。不对的声音，也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

　　白岩松被一群娱乐记者围住了，第二天就是《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的出殡日，年轻的采访者们以各种方式，或直接或迂回地希望他对此多说点“花絮”什么的。在表达了伤痛之情后，白岩松严词拒绝了此类问题。

　　“他真严肃”，不太习惯的记者们私下嘀咕着。这就是白岩松的公众形象，连同他的眼镜和眉毛，一起成为了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评论员的标志。

　　私下里，坐在对面的白岩松没戴眼镜，穿着简单的Kappa运动T恤，电视机里在“无声”地播放着斗牛大赛。这也是他的习惯之一，走到哪儿都要看看体育频道。前一天他刚刚在“2009华语主持高峰论坛”的演讲上提出了12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而我好奇的是，和电视新闻为伍的这16年里，他真的一直如屏幕上那般自信吗？严肃之下，是否有过累了的时候呢？

　　中国怎么说

　　《新民周刊》：和杨澜这样频繁和国外嘉宾们对话的主持人不同，像你这样的央视新闻主持人和评论员，也需要去考虑在全球电视业界的影响力吗？

　　白岩松：这是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所有的媒体人都关心的问题。要问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成为国际大台，十几年前我的答案是等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现在中国正走在通往世界大国的路上，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别人都会更加关注你的声音。通过媒体的变化，来看中国国内的变化；通过媒体的声音，来看大事发生时中国怎么说，所以你逃避不掉的，因为中国到了这个分量。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慢慢感觉到了这个分量？

　　白岩松：十几年前，大家只是提出“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能成为国际大台”这样的问题，但仅仅是提出问题，没有人会真的关心。但从这两年开始，你会发现你回避得掉吗？西藏事件逼着你思考，中国该如何去和世界沟通和交流，你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奥运会了，全球4万个注册和非注册记者像显微镜一样地在报道中国；汶川大地震时，大家都在关心你在媒体报道上的开放和透明。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三，隔几年就会变成世界第二，别人当然要关注这么大分量的国家。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媒体人会提前预知到这个。

　　《新民周刊》：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发生时，你基于怎样的原则来发表你的评价呢？

　　白岩松：基于新闻准则。总有人问你站在哪儿，好像要站队似的，你站在国家、政府、国内民众和国外的哪一边呢？不，我站在新闻立场。就像日常生活里面对很多事情，别人也会问我，你站在政府立场还是百姓立场呢？我站在事情的对错和方向立场上。有些事情，你站在政府立场上不一定对，站在公众立场上也不一定对，很多时候站在一种情绪的立场上时更需要理性，而且可能会有很多公众骂你。

　　《新民周刊》：新闻要求客观。但杨澜也说了，现实情况可能是附庸一种情绪，要比探究事实容易得多，也更容易得到短期销售量和收视率上的回报。

　　白岩松：事实摆在那儿，站在不同角度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这的确是可怕的地方。不过有一点不用担心，新闻的客观不是哪一家新闻媒体的客观造成的，而是由开放和透明导致的所有人都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去关注它，最后呈现出的结果才是最接近客观和事实本身的。

　　总会有不同的媒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准则，选择了事实的不同截面。怕的就是不公开和不透明，有的新闻事实只能允许少数的媒体拥有报道的权利，我倒担心它的不客观。即使它做得对，我同样担心，因为这种垄断中蕴藏着一种不客观。所有的媒体都拥有报道的权利，那才会接近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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