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一年，原本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杨丽娟，突然通过律师状告南方某报，称其2007年4月12日《你不懂得我伤悲》一文严重侵权，要求南方某报恢复其名誉、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同时索赔30万。

　　可怜见的，杨丽娟又被放到了火上。和单纯为了“讨说法”的秋菊不同，拿起法律武器的杨丽娟要的可是现实的名利。当然，和报纸打官司还是她们的第一步。按照杨母的说法，下一步她们会在广州告刘德华，“要求他对杨丽娟造成损害的事赔礼道歉”。而这一系列和名报、名人的纠葛举动，注定要让杨丽娟重新成为舆情的风暴眼。

　　也许，这正是杨丽娟们想要的结果。谁都知道，在司法程序走完的漫长时间里，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杨丽娟的言谈举止自然会成为被追捧的对象。和当初杨丽娟疯狂追星一样，杨丽娟打官司也符合传播学中典型的“人咬狗”的所有特征。如果说以前的杨丽娟有被媒体利用之嫌，此番谋定而动的杨丽娟是否是在利用媒体？也甚为值得商榷。

　　杨丽娟的名誉受辱了吗？诋毁她声誉的是那家报纸吗？其实，从杨父蹈海的那一刻起，所有的是非曲直已然有了公论。在那以后，人们能做的和所做的只是对已发生事实的回顾和反思，以期从中找出痛定思痛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遗憾的是，尽管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轮番上阵操刀解剖，然而可以用来当做殷鉴的盖棺之论，却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客观地说，那篇被杨丽娟自认为伤害了自己名誉的报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过度渲染之处。和同时发表的其他语出惊人的文章相比，这篇近于白描的文字反倒显得过于克制和理性。杨丽娟之所以慧眼独具地选中了这家媒体，最大的可能还是看中了其影响力，毕竟和“我的朋友胡适之”打官司与和“隔壁阿二”打官司，斩获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当年刺杀里根的约翰·欣克利在从疯人院出来以后，转而状告茱迪·福斯特“诱惑”了他，起诉《纽约时报》报道了他，即便在以保护人权自居的美国，也会被认为是一个笑话。虽然每个人都有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但是，一味地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不但道德不允许，法律也不会保护。

　　人们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要恪守怎样的责任？媒体在挖掘新闻的同时要担当怎样的公信？谁又该对杨丽娟这样特殊的公共事件负责？这是事情发展到后杨丽娟时代仍然没有得出的结论。可惜的是，本应成为社会话题样本的事情还是没摆脱沦为娱乐事件的宿命。在“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优良传统下，在善于寻找新热点的驱动下，杨丽娟与舆情又一拍即合地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看起来很剽悍的杨丽娟，其实还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中。“她们一直都有好心人资助，这次来广州是坐卧铺过来的”的说辞，无意中道出了事情背后的另一部分。只是不知道，被放到火上的杨丽娟，这回是浴火重生还是一不小心又做了他人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