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刊已经整体滑坡，很多刊社生存艰难！”记者在不同的期刊座谈会上多次获得这样一个信息。

　　乍一听，记者对此有些难以置信。要知道，《青年一代》兴盛时曾经创下500万份的期发行纪录，《中国青年》期发行量最高达394万份，《辽宁青年》历史上曾经发行到240万份，《山西青年》、《深圳青年》、《黄金时代》的期发行量也都曾超过百万份。然而仔细想一想，记者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盛极一时的辉煌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今，一些曾经受到无数青年热捧的青年期刊在报摊上已经难觅踪影。青年期刊到底怎么了？在中国期刊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这类期刊缘何呈现出逆市而行的走向？其生存状况又究竟如何呢？

　　百万大刊

　　经历繁花似锦的黄金时代

　　“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是青年期刊发展最活跃的时期。”《中国青年》总编辑胡守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用“繁花似锦”来形容青年期刊那段鼎盛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长期受到压抑、禁锢的心灵开始寻求突破口。而此时，随着团中央和各级团委恢复工作，因“文革”而停刊的青年期刊相继复刊，一批新的青年期刊也纷纷创办。为满足广大青年在迷惘、彷徨中寻找人生真谛的要求，青年期刊在此时充当起了新时期思想启蒙的急先锋角色，并以“人生价值探寻者”的姿态一跃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主流媒体。比如，《中国青年》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几乎吸引了全中国青年人的眼球；首创“刊授大学”的《山西青年》成为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大批求知若渴的青年人的必读书；“比落后青年先走一步”的基调，让报摊“新到《青年一代》”的广告成为当时上海的街头一景。

　　“当时确实是青年期刊的黄金时代，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期刊就有好几家。”回顾青年期刊那段辉煌的历史，中国青年报刊协会副秘书长尤畏颇为感慨。据他介绍，1988年中国青年报刊协会成立之时，正是青年期刊的鼎盛时期，参加协会的期刊很快便达到了50多家。“那会儿协会的活动非常多，有评奖，有交流，有研讨，大会中会小会不断，我们都参加不过来了。”

　　青年期刊曾经的兴盛也让张泽青感慨不已。“《山西青年》当时的‘刊授大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杂志的发行量上百万份，来自全国的汇款单源源不断地寄来。那会儿没有电脑，只能手工抄，杂志社来不及登抄汇款单，就把一麻袋一麻袋的汇款单拿到学校，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帮着抄，当年我也帮他们抄过的。”回忆起那些亲历的往事，张泽青感慨道，“当时的疯狂状态现在用语言是怎么都形容不出来的，而杂志社也因为‘刊授大学’这一个点子获得丰厚利润，又是买楼，又是买车，红火一时。”

　　由盛转衰

　　纷纷跌出主流媒体之列

　　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时代跨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曾经红透半边天、缔造百万发行奇迹的青年期刊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读者锐减的局面，并不可遏制地跌出了主流媒体的行列。据了解，到2007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只剩下十五六万份；《青年一代》低潮时发行跌到了10万份左右；《黄金时代》、《山西青年》、《深圳青年》等活跃一时的知名大刊也纷纷失去了昔日的雄风。

　　“青年刊物繁花似锦的时代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慢慢结束了。”胡守文坦言，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如今，相当一批青年期刊已经沉寂下去，一些曾经发行几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的杂志，到现在也就发行几万份，日子非常难过。“《中国青年》的情况还算不错，下滑的势头没有那么快、那么深，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趋势也有所缓解，但颓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每年都在以10%的速度迅速下滑。”

　　“《山西青年》当年的品牌还在，但现在也基本没什么市场了。”张泽青告诉记者，过去很多青年期刊每期都给报刊司寄样刊，可现在都不寄了，这些杂志是活着还是死了他们也不清楚。“据说，有的青年期刊办不下去了，就去投奔当地的报业集团，可由于都是老刊社，离退休的人员又特别多，还有外债，人家都不愿意接收。”

　　曾经兴旺一时的中国青年报刊协会也由于青年期刊的雄风不再而沉寂下来。尤畏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很多青年期刊的发行开始下滑，到中期以后情况越来越糟糕。“现在协会已经基本没什么活动了，只有一本季刊《青年报刊研究》还在勉强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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